居正不居功 做事不争名——民国法学家居正先生小记[朗读]

《公羊传·隐公三年》记载：“君子大居正。”推考“居正”二字之源，即是“遵循正道”之义。用现代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公平正直，居中裁判”，法官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法律素养不外乎斯。
民国时期，恰恰有这样一位法官，不仅名也“居正”，且行也“居正”，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16年间，他居正而不居功，勤于做事不争名，以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志，锐意投身于司法改革。
于“西方新法不好用，中国旧律不能用”的法律空档期，排除万难，居正先生创新性地确立了“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的理论和运行机制。拒旧迎新，“以发展生活为出发点”，不仅满足了社会转型期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同时也让判例价值重耀光辉。
融贯中西 践行司法
居正先生（1876年-1951年）生于清末，自幼聪颖好学，文采卓然，诗词歌赋甚佳，国学基础深厚。居正先生得中秀才之后，屡应乡试不售，在友人陈干劝说之下，于1905年远渡日本东京求学，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1907年，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通过在日本精研欧美和西方法典，开拓了先生的法学视野，知识结构融贯中西，也得以法律之学致力于国内法制之构建，司法之改革。
留学日本期间，居正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干将。先后参与组织了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义，在反袁斗争中担任东北军大司令，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奠定了先生在国民党内的元老地位。其后居正先生曾连续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行政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院院长等一系列显赫的司法要职。学贯中西的法律知识、丰富的法律实践、成一家之言的法律思想，使居正先生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建设和改革工作中建树颇多。
致力改革 著作颇丰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十字路口。对于中国出路的考虑，是当时知识分子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居正先生认为，“至建国之道，经纬万端，欲求庶政之推行、国民之振作，根本大计，舍法治莫由”。基于此种认知，居正先生在中国近代法制改革的道路上筚路蓝缕，上下求索。
居正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任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的时间长达16年，在这一时期，他对法律改革工作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司法改革方案。
居正先生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之遗命，坚持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改良中国法制；大力推行中国的立法改革，制定公布《法院组织法》，规定在全国各地普设法院，实施三级三审制度；公布《行政诉讼法》，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坚持“以宪治国”，用法制改良中国政治；普设各级法院，改革沿袭已久的行政、司法不分的旧制；倡导“人人平等”；积极推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亦有很深见谛。
先生生前著有《辛亥亲历记》《辛亥首义之前因后果》《梅川日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居觉生先生全集》《张振武死义事》《梅川谱偈》《清党实录》等。这些著作对我们了解民国历史，做好今日的法制建设不无裨益？
沧海一粟 思想创新
居正先生法律思想之深邃、涉猎之广阔，难以通过短短数行展示出来。这里择其沧海之一粟，以居正先生确立和推行“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理论和运行机制来浅显地发掘与探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六法”的颁布和实施弥补了北洋政府时期正式官方法律的空白，但囿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判例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关系上，居正先生曾有段精妙的论述：“例与法之关系，至为密切，实相辅而行。法简而例繁，法具条文，例征事实。法为死条，例乃活用。法一成而难变，例以渐而有加。盖法犹经也，例犹传也，不讲传无以通经。法犹兵书，例为战绩也。法犹医方，例则医案也。仅读兵书者，不可以用兵；只记医方者，不可以治病。仅知法律专条者，不可以听诉讼。”居正先生更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现实生活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了“混合法”在我国司法界确立和实施之必要。
判决例久行于我国。自汉代以来，有决事比、决事比例等目，所谓“决事比”，《周礼·秋官·大司寇》疏称：“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由此可见，当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时，通常援引决例进行断案。
其后，魏有科、晋有故事、后周有刑书要旨与律兼行，梁陈取故事为科，隋则律令格式并行；至唐，于律令格式外又将制敕钦定为例；至宋则有诸如熙宁法寺断例；到元，《大元通志》明确将断例附入其中；清朝法曹高度重视“判例”，将其视为断案的要旨。虽然“决事比”、“判例”与我们今日所言的“判决例”并不完全等同，但从历朝历代国家规定上，律例并行在我国由来已久，并且得到了下级政权和民众的信服。
究其原因，我国是“礼治”社会，礼俗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之一，“礼为里、法为表”的礼法关系决定了礼俗中的“应为”和“不应为”是“律法上寻得解决”的根据。历史上的“春秋决议”，与其说是用儒家思想改造司法活动，不如说是在恢复古已有之的审判方法：判例法。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居正先生指出，“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大法系，“成文法系”和“判例法系”。大陆法系重视成文法典，英美法系重视判例，两大法系各有所长，也有各自不足处。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哲学派和自由法学的兴起，特别是经世界大战后，两大法系之间的壁垒逐渐瓦解，二者出现相互交融、相互弥补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世界法制发展的潮流。
居正先生认为民国政府的法制改革应顺应这种潮流，以“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混合法作为法制发展的理论和运行机制。在这种法律构建下，居正先生强调法官应本着“三民主义”的法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熟稔掌握成文法典下，妥善解决法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过于宽泛的问题，并不断创造出合于情理礼法的经典判例，作为判决同类案件的依据。
社会关系人事复杂多变，“一个抽象一般的法律，决不能预料将来事件发生情形之变化，而包举无遗”。立法过程严谨而繁琐，不可能事事依靠立法，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具体、灵活的判例来弥补环境的变化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并且成文法规定本身就有很多无具体标准和形态的原则，如对犯罪分子加重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上，这些现实需要都给法官的自由裁量创造了空间。
持躬接物 朴诚本色
居正先生生于旧中国，身上有着中国文人特有的风骨：以救国为己任，对名利淡泊。先生身居高位，久经宦海，但先生爱国爱民，始终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在抗战时期，他不仅亲赴滇、黔、桂、湘、粤、鄂、赣等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而且将爱子送往前线杀敌，女儿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潜在抗战最危及的情形下投身了中国共产党，先生家教可见一斑。
先生致力法学教育，与女婿张惊声联手创办淡江英专。即便在国民党后期，由于政治原因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先生也始终没有忘记救国之志，发表《辛亥首义之前因后果》等文，继续向民众解释推行宪制对于实现中国独立民主的必要性。他为推进当时中国法制的变革尽忠职守，并做出一定的积极贡献。虽然他曾胸怀大志，积极追求法治社会的实现，但由于时代限制，其政治抱负、法律思想也难以实现。
居正先生曾赠予辛亥老人喻育之一副对联，上联是：“向高处立，望远处走，寻平处坐”；下联是“存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福”。语言平实，志趣高远，淡泊宁静，发人深省。这不正是居正先生一生的自我写照吗？
久经政海波涛，常处热闹场中，而能保持如此心境，如此风骨，此乃居正人格魅力之所在。当时上海同仁评价居正先生曰：“先生澹泊为怀，不求名利。虽连任司法院长十余，而持躬接物，从来少变其朴诚本色。是真布衣卿相、民主斗士。”斯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