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轮胎厂其中3宗土地的查封。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10429022.76元及相应利息。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益阳公司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行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丹东益阳公司国家赔偿300万元，随后丹东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人民法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同时，要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在抓外部执行攻坚的同时，也要坚决解决法院内部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自身短板绝不回避遮掩，依法当赔则赔。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其典型意义在于，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同时也用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衔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为处理此类纠纷树立了标杆，也为倒逼和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助推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轮胎厂其中3宗土地的查封。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10429022.76元及相应利息。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益阳公司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行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丹东益阳公司国家赔偿300万元，随后丹东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人民法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同时，要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在抓外部执行攻坚的同时，也要坚决解决法院内部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自身短板绝不回避遮掩，依法当赔则赔。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其典型意义在于，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同时也用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衔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为处理此类纠纷树立了标杆，也为倒逼和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助推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起到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