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辩护律师，是否换位思考过：“刑事判决书中最难写的不是‘本院认为’的法律适用部分，而是‘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部分”。作为辩护律师，是否听法官说过：“要先把事实查清，其他的再说。”以上现象，我们做实质思想提炼，一言以蔽之：通常案件，法官关注的重心在于举证质证（查清事实），法庭辩论（法律适用）虽看似精彩，倘若没有事实与证据的支撑，往往无法打动法官、说服法官。因此，辩护律师要想赢得法官的尊重和认可，必须把辩护的焦点和重心前移到庭审发问和质证阶段，与法官关注的焦点和重心重合（不谋而合，方显专业力量），而不是聚焦在看似精彩的法庭辩论阶段（此处并不是说法庭辩论不重要，而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关系）。
鉴于此，笔者总结刑事庭审质证的7大黄金信条，以期能够照亮同行者、后来者“庭审质证中泥泞的盘山路”（盲区、误区及雷区）……。
信条一【忌：盲目出牌、漫无目的；宜：明确焦点、精准打靶】
辩护律师洋洋洒洒质证了十几页，法官最后问“律师你讲这么多，质证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明白……”？
以上场景，每年都在法庭上偶然遇到，其病灶在于辩护律师没有明确质证目标，漫无目的，对公诉人举证的每一份证据都要挑毛病，误以为这样才是敬业，实则不然。这陷入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质证盲区，这不仅达不到质证的最佳效果，而且还容易分散庭审的关注点。
鉴于以上，笔者认为庭审质证不需要把控方出示的每份证据都逐一质证（挑刺），没必要、不现实（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一把烂牌，明确目标，详略得当）。犹如打牌，不需要也不可能每把牌都要跟上、压死。你只需要做到：控方有哪些不利的牌、辩方有哪些有利的牌，了然于胸，把握时机踩刹车——丢出王炸（有些案件可能有几个王炸，但是大部分案件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一定意义上，质证的核心工作在于庭前梳理、挖掘、打捞“王炸”或者顺子……在此，不要忘记辩护律师发表质证意见的规范动作：第一步，明确质证目的，第二步，阐述质证理由。
信条二【忌：奇怪证据、囫囵吞枣；宜：预先归类、定性先行】
辩护律师，埋头卷宗烟海，阅卷质证，工作繁重，卷宗动辄几十本，每本200页-300页，逐页质证、分析。有时，辩护律师偶然会发现卷宗中有一些不符合《刑诉法》证据种类的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有时也会将这些“奇怪的材料”打包出示。辩护人若对此没有敏锐的嗅觉或者未高度留意，这些材料就被“晃过去了”。
进一步，即使辩护律师注意到了，也会感到不知如何下手，无力质疑与反驳。例如，“xx情况说明”、“xx审计报告”、“以上是我手机内的聊天记录+签字+手印=照片类证据”、“证人证言因行动不便，用xx情况说明代替”……。
针对上述困境，经验丰富的专业辩护律师，质证前，总要先归类。数一数该案卷宗中有几类证据，共有多少份证据，形成自己的脑图。这就犹如打牌，规则是确定的，一幅扑克牌就54张，共3类（一类为阿拉伯数字，一类为英文字母，一类为大小王），每类都有既定的预先设定的规则，这样才能把游戏玩下去。倘若桌牌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牌并不属于54张牌中的任何一类，或出现第55张、56张、57张……显然，突破了既定的游戏规则，其后果自然显失公平或发牌重来……。
同理可得，辩护时当我们遇到了“奇怪的证据”，感觉无法质证时，如何破解困局？我们不妨尝试如下“2步法”：
第一步，把球踢给公诉人。让公诉人当庭明确所出示的材料究竟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哪一类证据，尊重公诉人认可的证据种类，然后发表质证意见，彰显辩护风度。
第二步，若公诉人无法归类或者不予回应，辩护人可以尝试性归类。例如，辩护人可以说假若此份材料属于书证，辩护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一般理由写核心三点）：……退一步，假如该份材料属于视听资料，辩护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亦有异议，理由如下：……以上，辩护人巧用2层假设和3点理由，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质证证据，把球传回来，彰显专业力度。
信条三【忌：三性质证、随心所欲；宜：层层递进、有序质证】
法庭上，开庭时会发现一个现象：有的律师质证时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也有律师说：“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还有的律师直接说“三性均有异议”，那么试问，某份证据之三性质证，其内部有逻辑顺序吗？如何构建三性内部的逻辑顺序，才能让庭审质证更有说服力、穿透力。
犹如打牌，我们把牌摸到手里后，先打哪一张牌，再打那一张牌，如何出牌，摸到不同的牌，其内部会有不同的逻辑顺序和策略。同理可得，在每份证据质证三性时，内部也有顺位。笔者认为应该把证据的合法性放在第一顺位，真实性放在第二顺位，关联性放在第三顺位。合法性是证据能力问题，若一份证据连资格都没有，就不需要往下进一步谈真实性及关联性等证明力问题。若某份证据是虚假的，其证据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再强（虚像关联性），亦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只有当某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经依法验证、质疑后，再进一步考察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概言之，证据三性质证，内部有序，层层递进，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
信条四【忌：运用证据、评论点赞；宜：若无质疑、沉默是金】
法庭上，我们亦经常听到“此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想提醒法庭注意…”，凡此种种，笔者暂且把此种质证现象称为“点赞证据、评论证据、运用证据”。而与这种想象伴随的，往往是被法官“打断”，徒增辩护负面情绪或影响辩护效果。然而，透过现象深入本质，复盘自省，是否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是否有质证盲区。
笔者认为，质证，顾名思义，质疑和验证。所以说律师质证的本质就是对证据提出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提出质疑意见的质证就不是质证。评论证据（为证据点赞）背离了质证的实质立法精神（搞反了）；运用证据（恰恰证明了什么）乃法庭辩论阶段的任务，犹如农民播种，还不到秋天，没有到收获的季节，不要搞急了。因此质证时切忌用力过猛，稍不注意，就逾越了边界，滑向了法庭辩论，此时很可能被法官打断。概言之，若无质证意见，可以让自己飞一会儿，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信条五【忌：质辩混淆、架空辩论；宜：划清界限、各有分工】
法庭上，我们还经常遇到法官说：“xx律师，现在是质证，说三性……”“xx律师你这是辩论意见，现在不要发表……”法庭上，偶然也会听到“法官，质证我详细发表，辩论时我就不发表或者简略发表……”其实，这已经陷入了质证与辩论混淆的盲区，更进一步，这显然架空了法庭辩论。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既然设计法庭辩论与法庭质证2个不同的法定阶段，其在程序法的功能、目的与分工方面必然有差异，虽然《刑诉法》相关解释规定，在质证的时候可以相互辩论，但是此“辩论”非“彼辩论“，一则是仅仅围绕证据三性深入辩论，二则围绕法庭调查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法律适用上的深度辩论，两者不可错乱与混淆，否则，悄然间，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实质剥夺或浪费。
信条六【忌：杀敌1000，自损800；宜：部分质疑、取舍得当】
理论上言辞证据有如下特点：绝对有利于被告人，绝对有害于被告人。但是，实践中，对过往事情之回忆（时间久远），由于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模糊、错误或者遗忘（这符合人类科学的记忆规律）。亦由于办案人员在记录言辞时，难免会帮助讲述者组织或整合语言，此时，由于记录人的用语习惯，会留下记录人主观的爱憎之言辞印记或思维痕迹。因此，一份言辞证据往往利弊混杂。针对以上言辞证据（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之客观现状，辩护律师是否时常感到如下困境：”要质疑否定其言辞，要打掉这份言辞，但是，在辩论的时候又想利用其中的部分有利言辞。”这就犹如医学上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化疗方案科学权威，但是也存在杀敌1000、自损800之困境。那么，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该如何破解此两难困境。
此时，辩护人需要归纳提炼，整合言辞中的有害事实部分，部分质证（不要整体否定整份言辞），清晰列举（具体到卷宗中的x页x行），各个击破。例如，辩护人对卷宗中x某陈述的2处事实项之真实性有异议；再例如，第x页中陈述的“xxx这一处事实”、第x页中陈述的“yyy这一处事实”、理由如下：……如此，部分不利证据，部分提炼质证，方可避免有利证据不可用之困境。
信条七【忌：有罪辩护、一概否认；宜：围绕焦点，点到为止】
开庭时，有时我们会发现，辩护人对卷宗中的绝大部分证据都进行了质疑与验证，围绕证据三性开展，但是，最后发现其竟然做“罪轻辩护”。不可否认，也许其质证的证据确实有瑕疵或病灶，然，这些瑕疵或者病灶并不能实质有助于“罪轻的辩护论点”，其实是跑偏了。概言之，激情满满，方向反了，徒劳无功。此时，法官往往会冷冷地补问：“辩护人，你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犹如一棵果树，上面长满了果实，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整棵树整体的果子数量、质量、糖分都是合格的，难免也有几个歪瓜裂枣（烂果子或者质量不达标的），然，瑕不掩瑜。同理可得，每个案件卷宗证据繁多（据统计，中国是书面证据最多的国家，动辄几十本），难免有瑕疵或者毫无关联的证据，但是，纵观全案，作为专业的辩护律师，经过审查，发现全案证据依法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辩护人则需要审时度势，点到为止，保存实力，待辩论时火力全开。切忌辩护人流于形式的质证，倘若质证理由过于牵强，为了否认而否认（这也许不是为了“表演”，只是自己陷入了“质证盲区”），这大概率会给法官留下很差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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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笔者总结刑事庭审质证的7大黄金信条，以期能够照亮同行者、后来者“庭审质证中泥泞的盘山路”（盲区、误区及雷区）……。
信条一【忌：盲目出牌、漫无目的；宜：明确焦点、精准打靶】
辩护律师洋洋洒洒质证了十几页，法官最后问“律师你讲这么多，质证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明白……”？
以上场景，每年都在法庭上偶然遇到，其病灶在于辩护律师没有明确质证目标，漫无目的，对公诉人举证的每一份证据都要挑毛病，误以为这样才是敬业，实则不然。这陷入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质证盲区，这不仅达不到质证的最佳效果，而且还容易分散庭审的关注点。
鉴于以上，笔者认为庭审质证不需要把控方出示的每份证据都逐一质证（挑刺），没必要、不现实（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一把烂牌，明确目标，详略得当）。犹如打牌，不需要也不可能每把牌都要跟上、压死。你只需要做到：控方有哪些不利的牌、辩方有哪些有利的牌，了然于胸，把握时机踩刹车——丢出王炸（有些案件可能有几个王炸，但是大部分案件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一定意义上，质证的核心工作在于庭前梳理、挖掘、打捞“王炸”或者顺子……在此，不要忘记辩护律师发表质证意见的规范动作：第一步，明确质证目的，第二步，阐述质证理由。
信条二【忌：奇怪证据、囫囵吞枣；宜：预先归类、定性先行】
辩护律师，埋头卷宗烟海，阅卷质证，工作繁重，卷宗动辄几十本，每本200页-300页，逐页质证、分析。有时，辩护律师偶然会发现卷宗中有一些不符合《刑诉法》证据种类的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有时也会将这些“奇怪的材料”打包出示。辩护人若对此没有敏锐的嗅觉或者未高度留意，这些材料就被“晃过去了”。
进一步，即使辩护律师注意到了，也会感到不知如何下手，无力质疑与反驳。例如，“xx情况说明”、“xx审计报告”、“以上是我手机内的聊天记录+签字+手印=照片类证据”、“证人证言因行动不便，用xx情况说明代替”……。
针对上述困境，经验丰富的专业辩护律师，质证前，总要先归类。数一数该案卷宗中有几类证据，共有多少份证据，形成自己的脑图。这就犹如打牌，规则是确定的，一幅扑克牌就54张，共3类（一类为阿拉伯数字，一类为英文字母，一类为大小王），每类都有既定的预先设定的规则，这样才能把游戏玩下去。倘若桌牌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牌并不属于54张牌中的任何一类，或出现第55张、56张、57张……显然，突破了既定的游戏规则，其后果自然显失公平或发牌重来……。
同理可得，辩护时当我们遇到了“奇怪的证据”，感觉无法质证时，如何破解困局？我们不妨尝试如下“2步法”：
第一步，把球踢给公诉人。让公诉人当庭明确所出示的材料究竟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哪一类证据，尊重公诉人认可的证据种类，然后发表质证意见，彰显辩护风度。
第二步，若公诉人无法归类或者不予回应，辩护人可以尝试性归类。例如，辩护人可以说假若此份材料属于书证，辩护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一般理由写核心三点）：……退一步，假如该份材料属于视听资料，辩护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亦有异议，理由如下：……以上，辩护人巧用2层假设和3点理由，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质证证据，把球传回来，彰显专业力度。
信条三【忌：三性质证、随心所欲；宜：层层递进、有序质证】
法庭上，开庭时会发现一个现象：有的律师质证时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也有律师说：“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还有的律师直接说“三性均有异议”，那么试问，某份证据之三性质证，其内部有逻辑顺序吗？如何构建三性内部的逻辑顺序，才能让庭审质证更有说服力、穿透力。
犹如打牌，我们把牌摸到手里后，先打哪一张牌，再打那一张牌，如何出牌，摸到不同的牌，其内部会有不同的逻辑顺序和策略。同理可得，在每份证据质证三性时，内部也有顺位。笔者认为应该把证据的合法性放在第一顺位，真实性放在第二顺位，关联性放在第三顺位。合法性是证据能力问题，若一份证据连资格都没有，就不需要往下进一步谈真实性及关联性等证明力问题。若某份证据是虚假的，其证据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再强（虚像关联性），亦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只有当某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经依法验证、质疑后，再进一步考察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概言之，证据三性质证，内部有序，层层递进，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
信条四【忌：运用证据、评论点赞；宜：若无质疑、沉默是金】
法庭上，我们亦经常听到“此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想提醒法庭注意…”，凡此种种，笔者暂且把此种质证现象称为“点赞证据、评论证据、运用证据”。而与这种想象伴随的，往往是被法官“打断”，徒增辩护负面情绪或影响辩护效果。然而，透过现象深入本质，复盘自省，是否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是否有质证盲区。
笔者认为，质证，顾名思义，质疑和验证。所以说律师质证的本质就是对证据提出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提出质疑意见的质证就不是质证。评论证据（为证据点赞）背离了质证的实质立法精神（搞反了）；运用证据（恰恰证明了什么）乃法庭辩论阶段的任务，犹如农民播种，还不到秋天，没有到收获的季节，不要搞急了。因此质证时切忌用力过猛，稍不注意，就逾越了边界，滑向了法庭辩论，此时很可能被法官打断。概言之，若无质证意见，可以让自己飞一会儿，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信条五【忌：质辩混淆、架空辩论；宜：划清界限、各有分工】
法庭上，我们还经常遇到法官说：“xx律师，现在是质证，说三性……”“xx律师你这是辩论意见，现在不要发表……”法庭上，偶然也会听到“法官，质证我详细发表，辩论时我就不发表或者简略发表……”其实，这已经陷入了质证与辩论混淆的盲区，更进一步，这显然架空了法庭辩论。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既然设计法庭辩论与法庭质证2个不同的法定阶段，其在程序法的功能、目的与分工方面必然有差异，虽然《刑诉法》相关解释规定，在质证的时候可以相互辩论，但是此“辩论”非“彼辩论“，一则是仅仅围绕证据三性深入辩论，二则围绕法庭调查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法律适用上的深度辩论，两者不可错乱与混淆，否则，悄然间，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实质剥夺或浪费。
信条六【忌：杀敌1000，自损800；宜：部分质疑、取舍得当】
理论上言辞证据有如下特点：绝对有利于被告人，绝对有害于被告人。但是，实践中，对过往事情之回忆（时间久远），由于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模糊、错误或者遗忘（这符合人类科学的记忆规律）。亦由于办案人员在记录言辞时，难免会帮助讲述者组织或整合语言，此时，由于记录人的用语习惯，会留下记录人主观的爱憎之言辞印记或思维痕迹。因此，一份言辞证据往往利弊混杂。针对以上言辞证据（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之客观现状，辩护律师是否时常感到如下困境：”要质疑否定其言辞，要打掉这份言辞，但是，在辩论的时候又想利用其中的部分有利言辞。”这就犹如医学上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化疗方案科学权威，但是也存在杀敌1000、自损800之困境。那么，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该如何破解此两难困境。
此时，辩护人需要归纳提炼，整合言辞中的有害事实部分，部分质证（不要整体否定整份言辞），清晰列举（具体到卷宗中的x页x行），各个击破。例如，辩护人对卷宗中x某陈述的2处事实项之真实性有异议；再例如，第x页中陈述的“xxx这一处事实”、第x页中陈述的“yyy这一处事实”、理由如下：……如此，部分不利证据，部分提炼质证，方可避免有利证据不可用之困境。
信条七【忌：有罪辩护、一概否认；宜：围绕焦点，点到为止】
开庭时，有时我们会发现，辩护人对卷宗中的绝大部分证据都进行了质疑与验证，围绕证据三性开展，但是，最后发现其竟然做“罪轻辩护”。不可否认，也许其质证的证据确实有瑕疵或病灶，然，这些瑕疵或者病灶并不能实质有助于“罪轻的辩护论点”，其实是跑偏了。概言之，激情满满，方向反了，徒劳无功。此时，法官往往会冷冷地补问：“辩护人，你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犹如一棵果树，上面长满了果实，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整棵树整体的果子数量、质量、糖分都是合格的，难免也有几个歪瓜裂枣（烂果子或者质量不达标的），然，瑕不掩瑜。同理可得，每个案件卷宗证据繁多（据统计，中国是书面证据最多的国家，动辄几十本），难免有瑕疵或者毫无关联的证据，但是，纵观全案，作为专业的辩护律师，经过审查，发现全案证据依法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辩护人则需要审时度势，点到为止，保存实力，待辩论时火力全开。切忌辩护人流于形式的质证，倘若质证理由过于牵强，为了否认而否认（这也许不是为了“表演”，只是自己陷入了“质证盲区”），这大概率会给法官留下很差的印象。
文源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