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与秘本：假法律之名[朗读]

讼师，笼统地讲，就是在传统（旧）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凭借胆识与交接辩论之才而专门助讼的人物，因为多不免唆讼、滥讼乃至于奸讼之行径，又有讼棍之称。
讼师现象，想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邓析之流。邓析，春秋时期郑国人，与“铸刑书”的子产同时，一般的教材给予邓析很高的评价，推为律师的鼻祖，本讲义不同意这个一般的看法。
据“吕氏春秋·离谓”记载：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目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
其中一个具体的事例是：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祈。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行事“诡道”逻辑，恰是讼师之流的实质与要害之处。故此，邓析可称为讼师的鼻祖。
讼师、讼学以及“健讼”“好讼”的风气至迟在宋代就开始盛行起来。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谍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我们不知道这个“邓思贤”与春秋之时的邓析可有瓜葛，但我们可以想见一幕讼师奔走征逐的热闹场景。
此类人物，其中固然有仗义行事、据理抗暴的品行典范，他们当然赢得了百姓爱戴，以治平为事的官府与正统史书对他们也多有肯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一类人物却多为官府所打压，为正史所贬斥。
他们使笔如刀，“滥讼”“诬告”“唆讼”乃至“奸讼”之事确是他们不能免除的斑斑劣迹，颠倒黑白，图财害命，故而“刀笔"二字成为他们的代指。
清代学者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这样谈及讼师之“刀笔”行径：
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族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余督学闵中时，一生以导人诬告戍边。闻其将败前，方为人构词，手中笔爆然一声，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祸。又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构陷善类者，方具草，讶字皆赤色。视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笔而起，递辍是业，竟得令终。余亦见一善讼者，为人画策，诬富民诱藏其妻，富民几破家，案尚未结，而善讼者之妻，竟为人所诱逃。不得主名，竟无所用其讼。
此中是非，是我们今日法治建设大业中所应当引以为鉴的话题。
讼师行状：移花接木，使笔如刀。
讼师事迹主要出现在一些笔记小说和文艺作品中。这样的记载不免有夸张之词，刀笔、挑唆、扛帮、渔利分肥等字眼所在多有，但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正突出了传统讼师在世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群体特性，首先在于其真真假假逢场作戏的功夫。如，清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一书中，有一杨姓讼师的故事：
杨某，逸其名，崇明人也，而居于吴门。阴险而多谋，凡讼事，他人所不能胜者，必出奇以胜之。吴人某吝而多财，微时曾贷某孀妇金，后某富而妇转贫，屡换券索偿，某不与，妇窘甚，乘幕缢于其门。某知之，急遣人邀杨。杨至，则与其仆从作摴蒱戏，意殊闲暇，某固求计，杨曰：“若畏之乎？盍解之下。”某如其言。久之，杨逸兴遄飞，若无事者，某又促之，杨曰：“若果胆怯，无宁仍悬之。”某复从之。杨嘱其闭门，勿复启。强某与共戏，且曰：“事易为耳，毋以忐忑败清兴。”天明，里正过其门，见之大骇，叩扉而入，询某以故，某如杨所教，答以不知，即偕 里正往，首于官。未几，吏役至，而妇之家人亦来，以索逋不偿冤愤屈死求昭雪。官验妇颈有两缢痕，疑为移尸谋陷，遂释某而反坐，盖皆杨有以致之也。杨既业是致富，饱食暖衣，逸居无事者久，乃返里作终老计。
这种移花接木、伪造事实的手段，显然违背人情正理。而这种靠着机智设局而拖人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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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于“循吏与讼师——传统法律工具主义情势中的对垒”，原载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十二讲：一场基于正义与秩序维度的考量”。作者袁瑜琤，法学博士，任教于烟台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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