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一起被关在牢里。
其中一个人问另外两个人：“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
第一个人回答说：“唉，我上班迟到了，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拖延革命进程、阻碍无产阶级的胜利。”
第二个人回答说：“唉，我上班早到了，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想投机钻营，踩着其他工友往上爬，破坏集体主义。”
然后这两人转向那个提问的人：“那你呢？”
“唉，我上班准点到，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戴着一块西方手表。”
解析：
笑话的核心在于无论工人怎么做（迟到、早到、准时），都会被当局找到理由进行指控和惩罚。这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无论怎么做都错”的困境。
迟到被视为破坏生产、对抗革命；早到被视为个人主义、野心勃勃、破坏同志间的平等；而看似最“正确”的准时，也被扭曲为与西方有联系的证据。
这反映了在极权体制下，个体的行为极易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评判标准并非基于事实或理性，而是基于当权者的偏执猜忌和政治需要。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读为具有颠覆性或不符合“政治正确”
其中一个人问另外两个人：“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
第一个人回答说：“唉，我上班迟到了，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拖延革命进程、阻碍无产阶级的胜利。”
第二个人回答说：“唉，我上班早到了，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想投机钻营，踩着其他工友往上爬，破坏集体主义。”
然后这两人转向那个提问的人：“那你呢？”
“唉，我上班准点到，结果他们就指控我戴着一块西方手表。”
解析：
笑话的核心在于无论工人怎么做（迟到、早到、准时），都会被当局找到理由进行指控和惩罚。这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无论怎么做都错”的困境。
迟到被视为破坏生产、对抗革命；早到被视为个人主义、野心勃勃、破坏同志间的平等；而看似最“正确”的准时，也被扭曲为与西方有联系的证据。
这反映了在极权体制下，个体的行为极易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评判标准并非基于事实或理性，而是基于当权者的偏执猜忌和政治需要。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读为具有颠覆性或不符合“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