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今天重读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或许对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增强党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党性，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决定》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鉴于游击战争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及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此专题进行讨论，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同王若飞合作，写出了决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任弼时对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拥有50万军队，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政权，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起很重要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因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由原来的四五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其中75万是新加入的，成分相当复杂。许多新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就加入进来，入党之后又没有及时接受党内教育。同时，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对此，任弼时认为，“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今天更加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有些重大的、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上，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
任弼时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已将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决定》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鉴于游击战争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及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此专题进行讨论，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同王若飞合作，写出了决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任弼时对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拥有50万军队，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政权，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起很重要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因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由原来的四五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其中75万是新加入的，成分相当复杂。许多新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就加入进来，入党之后又没有及时接受党内教育。同时，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对此，任弼时认为，“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今天更加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有些重大的、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上，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
任弼时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已将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