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集合6篇[朗读]

中国经过上下五千年万国来朝的辉煌历史，到清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导致生产力落后，经济等综合国力下滑开始走向了衰落。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近代以来，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恭亲王奕䜣、康有为、孙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通过证明农民运动、封建王朝的自救、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的窘境；但是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年之际，重新讨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老命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地位；对于新时期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坚定不移的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为什么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个先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并使其成为领导阶级。
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过去对救国救民探索的任何一个阶级、团体都没有代表当时的先进阶级和先进的生产力。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工人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而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纪律性外，还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坚决和彻底，比任何阶级都最具有觉悟的阶级；从而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天然的盟友—--中国农民阶级，并始终代表其根本利益。
由于工人阶级的成员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工人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并肩战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找到这个农民盟友，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首先把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劳苦大众农民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把解放劳苦大众的农民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之奋斗。使献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光明和希望，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的积极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战无不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其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它的指导思想就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与以往任何仁人志士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主张都迥然不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俄国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四：中国共产党探索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进行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生死攸关的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找到并始终不渝的践行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最后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扫清了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今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奔小康。

科学表明，鱼的记忆只有7秒，其实，人相比于鱼，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健忘是人类普遍的特征，“好了伤疤忘了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前的人民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被当作发自内心的认同，现在你说几句共产党的好话，都会有一些跪族和美分跳出来指责你，说你被洗脑云云。在他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似乎是一个错误，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向人民暗示，没有共产党也许现在的中国会更好。然而事实真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吗？
一、别样烟火——认识国家表象下的中华文明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论断“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认识中国，首先要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谓的“标准”，中国亦当仁不让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且是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体系。回望历史，这个文明体系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以“天下大同”为政治建设理念。早在西周，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宣帝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为汉土”。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即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国，更是天下人的中国，中国的使命就是带领天下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王道乐土”。从历史上看，“王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天然使命，她从黄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礼为武器，以朝贡体系为架构，在当时人们已知的全部地理范围内，始终充当着掌舵者、领航员的角色。历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业，有一个理念始终是共通的，即“中国”等于“天下”，“中国”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几千年来，每当危难时刻，“没有什么比救中国更重要”是印入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共识？
（二）以“大一统”为政治建设目标。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水患频发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体力量，均匀软细的黄土很容易使人们在思想上树立起整齐划一的共识，襁褓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统”。遍观历史，这一目标是任何时期的“政治正确”，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人物试图偏离这一轨道，那他的历史定性无疑将是极为负面的，政权不视为“正朔”，个人则被视为“国贼”。可以说，“大一统”理念是融入我们民族基因的东西，历代知识精英无不以为“大一统”添砖加瓦而视为自己的毕生荣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大一统”还绝非仅着眼于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她从一开始秉持的就是无限开放的模式，以“王化与否”为标准，以定性而非定量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范围的“统一时间表”，典型表现就是“朝贡体系”内涵的不断延展。回溯古代中国，我们的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正是对“大一统”的不懈追求，确保了这个文明屡屡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我们文明绵远悠长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三）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强调“国家”概念的，多数场合，是以“华夏”来涵括所有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的各类种族。所谓“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你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处，你均是中国的一员，反之，你便是“非中国”。这个文明认同的具体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学，三是衣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中国的文字，还是哲学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动，即可形成新的文字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国家，但汉字几乎“改无可改”。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文明的稳定性，而文明的稳定又确保了“中国”这一文明载体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始终保有辽阔疆域的理论基础。
回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可以看到：引领天下是中国的天然使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个政权有“苟活”的迹象，那么人民也一定会让你这个政权苟活不了；中国必须是统一的，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言行，都将被人民无情的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必须是稳定和永续的，中国的灭亡就等同于天下的沦亡，而没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无路可走。所以，每当“中国”处于沦亡的边缘，“拯救中国”就是各阶层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务。
二、文明之殇——回望中华文明的末路转圜
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开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古代中国以超然于世的姿态缔造了传奇式的辉煌，但正如罗贯中先生所言，我们的文明也数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般而言，一个文明的崩溃，首先是承载这个文明的载体即政权的崩溃，如果承载某个文明的政权崩溃后不能如期重建，那这个文明在大概率上最终也将趋于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未能如期重建，他们的所谓文明也早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古代中国有无数的政权崩溃，但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总能如期重建，确保了中华文明能始终衰而不亡、危而不倒。这里面有着何种轨迹？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让我们从中华文明的几个大分裂期后的重建过程来寻找答案？
（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趋于消解，但各诸侯国仍然保有和维持了本区域内的局部秩序。各诸侯国以重建统一的中央王朝为使命，展开了大规模的争霸和攻伐，最终由诸侯国之一的秦国重建统一王朝而实现中华文明载体的重建。
分析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重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一是中华文明的高度稳定性，即便是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指向，各诸侯国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政权重建的方式以内部各武力集团的兼并和分化组合为主，外力的制约相当有限。四是政权重建的主力是统治精英，主要是各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和游走于各诸侯国的士人集团，广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置身事外。
很显然，中华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同一性，在庞大体量的加持下，当我们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即便出现“礼崩乐坏”的极端局面，仅社会精英分子即可以轻松收拾旧山河，从而实现文明的重整，也即实现“救中国”的历史任务。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先导，在摧毁东汉的基础上形成三国。此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长而使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首度在军事上处于一定劣势，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中华文明腹心地带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类政权。但很显然，因为周边文明的优势仅限于军事一隅且仅具相对优势，军事拉锯成为常态，且在军事拉锯的过程中，外族政权常困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而不得不逐渐中华文明化。同时，外族政权在中华文明化的过程中，那些服务于外族政权的中华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较容易的依托自身的文化优势而跻身外族政权上层，并最终由杨坚以“借壳上市”的形式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度重整。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整，我们看到，当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不再具有全面优势时，文明复兴的难度显著增加，仅精英分子的内部整合已不能达到目的，农民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重建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当仅仅是军事方面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短板时，文明崩灭的结果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仍然为新的精英阶层攫取异族权力提供了条件。
（三）元末明初时期：大致为公元14世纪左右。这一时期，因蒙古军事集团的异军突起，使中华文明首度出现了整体“陆沉”期，其标志就是南宋的灭亡。这一时期的背景变化具有了迥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特点，即中华文明相对于周边文明，不单军事上出现了较大程度劣势，文化上也仅处于相对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终元一朝，不单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军事拉锯，即便服务于元朝庭的汉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权力的机会。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华文明重建道路显然就复杂的多，这里面同步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社会各阶层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士人、原统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过程，二是各阶层的广泛整合成为时代要求，其杰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从而成为当时各阶层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约数，特别是有效的整合了农民和士人集团，也间接的整合了农民和浙东地主集团，成功建立明朝从而宣告中华文明的再度重建。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建，很显然，当难度空前增强时，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需要发动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零打碎敲的方式，无论其烈度多么惊人，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
透过历史的迷雾，当我们回望中华文明大分裂期后的重整与重建过程，以下几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中华文明的存续虽常处生死边缘，但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中华文明的先天特质维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便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终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导向，各实力集团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参与的阶层及各阶层的整合深度都逐渐系统化和复杂化。
由此，可大体归纳中华文明的重建轨迹如下：
（一）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社会精英的内部整合即可实现重建，也即我们熟悉的“自娱自乐”范畴。
（二）当相对于周边文明仅具有相对优势或军事上的相对劣势时，军事拉锯成为常态，外族政权在拉锯过程中中华文明化并由服务于外族政权的文明精英分子择机实现中华文明的同一化。
（三）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在军事上处劣势或者仅文化上处相对优势时，必须凝聚共识以动员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在重新确立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再度复兴。
三、帝国危局---剖析近代中国的深重危机
满清入关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本文不讨论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利弊，事实是当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出现在中国的近海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几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列强利用全面优势，将中国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满清政府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为在此不再赘述，我们着重分析的是此一时期相比于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现了哪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处于全面劣势。西方文明挟工业文明成果几乎对中华文明形成了“碾压”，这种“碾压”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华文明的绝效续命丹即文化优势也丧失殆尽。从直观来看，是力量的差异，从间接来看，则是你无法将西方列强中华文明化，因为文明的层次不在一个维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数再多，也无法将今天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强，他们也只能尴尬的充当西方列强的“买办”，“借壳上市”的办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这在以往文明崩溃期也是极为独特的。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庞大体量，使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均无法实现直接统治，他们极需要时刻扶持一个傀儡式的本土政权以实现代理统治，而不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符合中国国民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内部任何武装力量的崛起可能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利益时，他们本能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个政权扑灭潜在的竞争者。
四是中华文明的整体颜面扫地。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眼里，等同于“白痴”，西方文明进化的短暂，使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华文明“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毫不客气的对中华大地进行了各种思维所及的烧杀抢掠，中华的国权和人权基本沉沦到马里亚纳海沟，这是骄傲的中华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极端局面。
事实上，当时的诸多仁人志士已经看到了这个极端危重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则中华文明将“万劫不复”，各路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救中国”的系列尝试，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一）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显然，他们的斗争目标始终仅局限于农民阶级一隅，无论前期的“均田薄赋”还是后期几乎没来得及实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主张，其着眼点都聚焦在农民阶级层面，从而注定了他们并不能融合当时社会最广泛的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无法吸引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出场，但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背影。
（二）士人集团：以戊戍变法为代表，他们目光如炬，敏锐的察觉了当时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变局，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系列措施，这是士人集团首度以一个独立阶层的身份走上“救中国”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士人集团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恰恰是农民阶级的主张未能吸引他们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们对中央王朝还抱有最后一丝的期待。然而，“庙堂之策”如没有“江湖之远”的支撑，注定了这只能是一场悲剧，由于他们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来自其他阶层特别是广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持续百天即归于寂静。
（三）地主阶级：也即一般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以洋务运动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来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路线不能将之完全的斥为“天真”，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样的思路取得过成功，但中国的地主阶级所没有看到的是，历经200余年的统治，当时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实上已处于瓦解的前夜，没有富于进取的统治阶层集体作支撑，他们这种试图以局部进步来挽救整体的行动依然只能收获失败。
（四）资产阶级：即资本集团，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副产品，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间接的造就了资产阶级，以辛亥革命为代表，以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很显然，资本的逐利性使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于对立，他们无力也无愿与广大百姓深度融合，从而注定他们的阶级力量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当他们走上前台面对西方列强的资本势力时，更是处境尴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政权是建立了，但这个政权是空前弱势的，是不能有效维护民族利益、有效承担文明复兴重任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华民国建立后，全国的革命运动依然风起云涌。正如本文开头所论述的，中华文明要么引领世界，要么归于消亡，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可走，试图苟活的政权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
很显然，当我们透过历史的侧面，总结近代中国诸多尝试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已处于整体劣势，要有效实现目标，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一种力量：一是它的斗争目标必须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后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是她必须能动员和号召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并能提出被最广泛社会阶层所接受的斗争纲领和路线，从而实现最广泛社会阶层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须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维护好最普通百姓的现实利益。四是她必须能有效维护中华文明的道统，在重建统一政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文明的体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力量，一旦这样的力量出现，那就将是中华文明顺利步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搏。那么，这样的力量在哪里。
四、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讲，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哲学。无数的知识精英敏锐的察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起码是一种能够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器，总结近代系列“救中国”尝试的失败，未能有效发动群众无疑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要求一拍即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党的革命历程，大家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救中国”事业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契合了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下的中国的所有现实需求，它具备迥异于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鲜明特点？
（一）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所有的“第一”对中华子民均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这面奋斗的大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从而为最广泛社会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剂，相当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广泛社会阶层源源参与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首先从制度层面划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从而确保了当时社会最主体阶层的深度参与。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识精英的源源加入。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团结所能团结的大多数人”为目标，将当时有志复兴中华的各阶层精英团结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累积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利益再分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土地”这一当时中国农民阶层最现实的利益需求，不断深入和完善土地政策。建国后，又着力推进公私合营，完成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见的现实利益，为获得最广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革命进展扎好了最深厚的底层支撑。
（四）道统承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但始终以“中国化”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经历伟大的长征之后，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明确树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阶段奋斗目标，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列为首要议事日程，这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体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的维护置于首位，无论是革命期，还是执政期，面对西方列强，均讲求“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哲学，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妥协退让，特别是一举废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各类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更是重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关键之举。至于建国后的系列对外自卫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力补钙之举，她极大的复兴了中华民族整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荣光。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门记录社会运行轨迹的科学，而“科学”就蕴含在社会运行逻辑之中，这种逻辑，需要我们用心去探求。很显然，结合中华文明重整和重建的历史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近代处于崩溃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救中国”的危重社会背景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所有现实需求，也是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运转体系在不断优化组合之后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尤其需要记取和珍视的宝贵经验。
最后，笔者只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所记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学院派观点，只是结合历史运行的逻辑轨迹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专业，也不系统，期待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19世纪中期的中国，由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在世界上落伍。落后就要挨打，西方国家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肩负着双重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有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与探索。如，有农民阶级掀起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有以洋务派为首的地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有资产阶级发动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有激进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还有学生和无产阶级掀起的“五四”运动，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国人民仍然没找到一条救人民于水火的道路。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下面就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客观分析一下。
一、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时期。深受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农民阶级率先登上历史舞台，以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探索国家出路的帷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立的政权，颁布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兼具革命性和空想性的《天朝田亩制度》和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为主的带有施政纲领性质的《资政新篇》。然而，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进取心日益减退，个人私欲膨胀，后期领导集团出现严重内讧，发生了天京事变。后来，在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的联合包围下，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如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等优良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可克服的缺陷。
作为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比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作为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私有观念比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我国的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二、资产阶级的领导和统治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了旨在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然而维新派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皇帝通过变法取得清政府的实际权力。在变法运动进行了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宣布再次“垂帘听政”，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至此，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了。戊戌维新变法的夭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强大，根本不允许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触犯其既得利益。外国侵略势力也决不允许中国通过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他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企图与封建势力妥协，走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有顽固的封建势力，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起来以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动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因而，在近代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就不会得到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
三、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开始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极大鼓舞，萌发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中，以知识分子作桥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此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起来。这些早期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的成立，使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历史的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同国民党进行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独立得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井冈山的斗争，建立起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满足农民要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剿杀，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尔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争取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确立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胜利原因的最朴实最深刻的表达。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一百年，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也可以说是曲折蜿蜒，跌宕前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建党百年之际，学习党的历史，就是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学习分析，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厘清认识上的误区，从而以史为鉴，知兴衰更替的目的。
但历史事实很容易记住，要基于历史事实，得出结论，却需要历史的辩证的思维。
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现在在各行各业活跃着的50、60、70、80后，应该还能唱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很好理解：新中国确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统治，赶跑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任何人改变的历史史实。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不管如何打扮，小姑娘还是小姑娘，总不能颠倒是非黑白，把小姑娘打扮成小男孩吧。
但另一个话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却是一个判断。那么，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历史认知呢？
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来做一番探讨。
毫无疑问，在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曾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中国的历朝历代，基本都上是全世界生产力水平最高、政治制度最先进、军事实力最强大、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甚至，在很多现在的国家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了。
汉唐盛世，自不待言，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也无需多说，就是今天看来相对弱小的宋朝，文化之先进，之发达，经济之强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就连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其前期也是异常强大的存在。
强大，往往意味着孤芳自赏。
在中国陷入到强大的虚荣心中时，“两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意奥匈等西方列强，却异军突起，早于中国数百年，发展资本主义，并开始将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圆明园颐和园成为废墟；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彻底沦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
于是，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成为了常态。而老百姓被三座大山压迫，民不聊生。
从高度发达，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中国人民开始反思救国之策。
一、救国的重任，首先交给了农民
率先发起救国运动的，是农民。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织饥寒交迫的农民，发起农民起义，既反对清朝统治，也反对帝国主义入侵。
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为什么历史首先选择农民来救中国呢？道理很简单，农民人多。当时，接近4亿中国人，农民超过3.5亿。人多力量大，人多，其中的优秀分子数量相对也更多？
但由于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没有理念的指导，缺乏精诚团结，更没有对制度的创建能力，最终几乎全盘模仿了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最终，天京失守，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农民起义，没能成功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二、农民功败垂成，封建统治者接过救国图强的接力棒
农民不行，封建统治者又开始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这一次上台的，是一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员和读书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著名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处于封建统治核心的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以及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创报刊、办新学、选派留学生、翻译外来书籍、修建铁路等等。
只可惜，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但封建统治者中，依然有一批开明人士，接过洋务派的救国任务，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就是以光绪皇帝为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中坚力量的维新运动。
这一次的改变，已经开始涉及到政治体制问题，但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力量太过于强大，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六君子”被杀，只留下谭嗣同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供后人凭吊。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革新，从此烟消云散，宣布救国之策彻底失败。
三、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试图救国又该如何呢？
中国人民从来不敢信任人欺凌，农民、封建统治者虽有救国愿望，但终归失败。这一次救国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黄兴。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第二年，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被迫流亡海外，只留下“黄花岗72烈士”的鲜血，血染长空。林觉民的一封《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至今读来，让人泪流满面。
但中山先生不甘失败，于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虽历经波折，终于还是在1911年10月-1912年初，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塌。
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来搞复辟，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
革命来革命去，国家没有越来越强，反倒是越来越积贫积弱；人民的生活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苦。
即便是后来北伐战争胜利，中国依然是暗流涌动，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军阀割据，终于被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陷入到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自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依然以失败而告终。只留下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的劝勉。
回顾一下，农民没有完成救国任务，封建统治者内部自省的开明人士，也没有完成救国任务，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救国任务，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做过一番努力，难道，中国就没有人能救了吗？
四、由弱到强，星火燎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可以说，比起上述三种政治力量，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是实力最差的：
人数，没有农民多——农民3亿多，1921年建党前夕，全国产业工人约有261万人，不到农民的1%。
权力，没有封建统治者大——比起那些身居高位的洋务派、维新派，中国的工人简直就是白丁。
钱，没有资产阶级多——工人数与无产阶级，是给资本家打工的，挣一点工钱，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但工人阶级有其他政治势力所不具备的优势：
一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最主要、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一直到今天，不管如何发达，人工智能如何先进，最终需要的，还是大量的产业工人，也就是说，先进的生产力，最终还是在工人手中。
二是有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播了数十年，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成功，更是给了中国直接的借鉴。
三是反抗意愿强烈——农民有一点土地，基本上可以半温半饱；资本家有钱，可以购买服务；当权者有权，可以占有资源。所以，革命的愿望都不强烈。唯有工人，是无产的，是受剥削最深重的，自然，反抗的意愿是最强烈的。
四是有组织纪律性——工业生产需要组织纪律，工作】生活基本上都在一起，更能够团结起来。
所以，经过数年的思想传播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虽然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小伙子，但胸怀救国梦，热血澎湃的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代表着200多万工人，硬是在围追堵截中，正式宣告成立。
党的纲领和路线，经过数次完善和修订，革命队伍经过历史的检验，积极配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最终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了新中国——。
从此，中国人民头上，不再有大山的压迫。
从此，中国的土地上，不再有肆意横行的侵略者。
从此，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
历史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能充分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共产党做到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避免了中国的碎片化。
如果是国民党打赢了内战，中国面上是统一了，但实际上内部是碎片化的，广西有李、白，云南有龙云，山西有阎锡山，宁夏青海有二马，如果国际上反对，国民党军队基本进不了西藏，也很难控制新疆。这种内部的碎片化，使得整个国家形成不了合力，经济发展没有统筹性，政治上相互牵制。国家内部的碎片化，其实就是一种面上的统一，事实上的分裂。
我们看看台湾，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居然也能分出南台湾北台湾，居然也能分成本土外省，居然还分出了蓝营绿营。国民党的那点能力，如果在大陆，也不知道能折腾出多少个这营那营来。
而共产党，横扫天下，把旧的割剧势力全部扫个干净，把土豪劣绅消灭干净，从上至下全面打通，进西藏，控新疆，从中原到边疆全面统一。从此，中国实现了从版图、政治、文化上的真正统一，从此，这个国家才有了真正的力量。
在中国，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第二，实现了中国的全面的工业化。
中国这100多年来，为什么一直被人欺负？因为我们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是工业化的洋大人打进了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一个民族的自信。国民党能不能把中国带上工业化的道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中国会有工业，但真正的全面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在政治上，国民党受制于美国，抗日的时候是美国有支持的，是美国救了国民党。国民党的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基本上取决于美国意志。核武器？别想，航天工业？美国人让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航空工业？能修修补补。缺门少类，这是肯定的，很大的可能就是些轻工业，电子工业之类的。中国是个农业国，不像日本有着对重工业的坚持，民族没有内在的工业化要求。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没有一个工业化的决心，抵抗不住外部的压力和冲击，那么，工业化也只是一个梦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听任何国家的扯蛋，不怕任何国家的威胁，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走先重后轻的道路。六十多年的奋斗使我们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工业化像什么？就像一个家庭，别人家有汽车，你只有两条腿，那别人一脚油门一溜烟就没有人影了，你两条腿跑断了，也就别人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的工业化像什么？别人家有宝马奔驰，俺们有byd，差是差点，但俺也不用两条腿走路了！俺也能在高速上加加油门！有了工业化，俺们就敢对任何人说，怎么，想打架，那走，找个地方练练去？
第三，共产党给了中国人自信。
几十年前，中国被人打怕了，打到绝望了。人的牛b劲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那种装b的人文情怀，是要吃饱喝足了才能迸发出来的。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叙利亚的政府军明明知道被抓到了要被割头还是不拼命，还是投降了，因为这些人不能理解什么叫绝望。天天听的就是枪声，每天等待的就是死亡，每天神经高度紧张。要吃的没有，要休息没有，身上脏得像鬼，每天都是这样，人是会抑郁的，会绝望，对他们而言，死就是唯一的出路，活着就要打仗，打仗就是在撞运，今天不死明天死。被抓被杀，无非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人们最勇敢的时候，一般是打嘴炮的时候，嘴巴上牛b的不要不要的，真面对生死垮的比任何人快。
何应钦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他确实牛b不起来，即使是日本挨了两个原子弹。假如那个时候美国苏联就此打住，残破的日本打打中国还是可以的，进攻不行，守住已占的地方还是有余的。他们是听到日本宣布投降了，才出来接个胜利果实。就这样的人有什么心气？所以，就算日本投降后，中国也没有人敢低看日本人一眼。恨是肯定的，怕是更多的。就算日本投降了，也不敢得罪败兵，想修个好，怕日本人以后再打上门来？
共产党打了朝鲜战争，和苏联对抗了几年，和印度打了一仗，和越南打了一仗，现在，人们牛b了，口气很大很大。动不动就骂政府软弱。好像中国人天生这样牛b的。
现在台湾人看日本，台湾看美国，就像看到爹一样。如果国民党在大陆，我们估计也就这个样子了。
总结一句。看看现在的台湾，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笔者想，也许我们这个民族还真的是命不该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