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表明，鱼的记忆只有7秒，其实，人相比于鱼，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健忘是人类普遍的特征，“好了伤疤忘了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前的人民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被当作发自内心的认同，现在你说几句共产党的好话，都会有一些跪族和美分跳出来指责你，说你被洗脑云云。在他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似乎是一个错误，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向人民暗示，没有共产党也许现在的中国会更好。然而事实真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吗？
一、别样烟火——认识国家表象下的中华文明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论断“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认识中国，首先要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谓的“标准”，中国亦当仁不让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且是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体系。回望历史，这个文明体系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以“天下大同”为政治建设理念。早在西周，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宣帝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为汉土”。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即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国，更是天下人的中国，中国的使命就是带领天下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王道乐土”。从历史上看，“王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天然使命，她从黄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礼为武器，以朝贡体系为架构，在当时人们已知的全部地理范围内，始终充当着掌舵者、领航员的角色。历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业，有一个理念始终是共通的，即“中国”等于“天下”，“中国”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几千年来，每当危难时刻，“没有什么比救中国更重要”是印入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共识？
（二）以“大一统”为政治建设目标。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水患频发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体力量，均匀软细的黄土很容易使人们在思想上树立起整齐划一的共识，襁褓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统”。遍观历史，这一目标是任何时期的“政治正确”，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人物试图偏离这一轨道，那他的历史定性无疑将是极为负面的，政权不视为“正朔”，个人则被视为“国贼”。可以说，“大一统”理念是融入我们民族基因的东西，历代知识精英无不以为“大一统”添砖加瓦而视为自己的毕生荣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大一统”还绝非仅着眼于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她从一开始秉持的就是无限开放的模式，以“王化与否”为标准，以定性而非定量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范围的“统一时间表”，典型表现就是“朝贡体系”内涵的不断延展。回溯古代中国，我们的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正是对“大一统”的不懈追求，确保了这个文明屡屡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我们文明绵远悠长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三）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强调“国家”概念的，多数场合，是以“华夏”来涵括所有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的各类种族。所谓“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你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处，你均是中国的一员，反之，你便是“非中国”。这个文明认同的具体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学，三是衣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中国的文字，还是哲学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动，即可形成新的文字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国家，但汉字几乎“改无可改”。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文明的稳定性，而文明的稳定又确保了“中国”这一文明载体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始终保有辽阔疆域的理论基础。
回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可以看到：引领天下是中国的天然使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个政权有“苟活”的迹象，那么人民也一定会让你这个政权苟活不了；中国必须是统一的，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言行，都将被人民无情的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必须是稳定和永续的，中国的灭亡就等同于天下的沦亡，而没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无路可走。所以，每当“中国”处于沦亡的边缘，“拯救中国”就是各阶层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务。
二、文明之殇——回望中华文明的末路转圜
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开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古代中国以超然于世的姿态缔造了传奇式的辉煌，但正如罗贯中先生所言，我们的文明也数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般而言，一个文明的崩溃，首先是承载这个文明的载体即政权的崩溃，如果承载某个文明的政权崩溃后不能如期重建，那这个文明在大概率上最终也将趋于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未能如期重建，他们的所谓文明也早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古代中国有无数的政权崩溃，但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总能如期重建，确保了中华文明能始终衰而不亡、危而不倒。这里面有着何种轨迹？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让我们从中华文明的几个大分裂期后的重建过程来寻找答案？
（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趋于消解，但各诸侯国仍然保有和维持了本区域内的局部秩序。各诸侯国以重建统一的中央王朝为使命，展开了大规模的争霸和攻伐，最终由诸侯国之一的秦国重建统一王朝而实现中华文明载体的重建。
分析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重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一是中华文明的高度稳定性，即便是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指向，各诸侯国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政权重建的方式以内部各武力集团的兼并和分化组合为主，外力的制约相当有限。四是政权重建的主力是统治精英，主要是各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和游走于各诸侯国的士人集团，广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置身事外。
很显然，中华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同一性，在庞大体量的加持下，当我们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即便出现“礼崩乐坏”的极端局面，仅社会精英分子即可以轻松收拾旧山河，从而实现文明的重整，也即实现“救中国”的历史任务。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先导，在摧毁东汉的基础上形成三国。此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长而使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首度在军事上处于一定劣势，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中华文明腹心地带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类政权。但很显然，因为周边文明的优势仅限于军事一隅且仅具相对优势，军事拉锯成为常态，且在军事拉锯的过程中，外族政权常困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而不得不逐渐中华文明化。同时，外族政权在中华文明化的过程中，那些服务于外族政权的中华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较容易的依托自身的文化优势而跻身外族政权上层，并最终由杨坚以“借壳上市”的形式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度重整。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整，我们看到，当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不再具有全面优势时，文明复兴的难度显著增加，仅精英分子的内部整合已不能达到目的，农民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重建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当仅仅是军事方面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短板时，文明崩灭的结果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仍然为新的精英阶层攫取异族权力提供了条件。
（三）元末明初时期：大致为公元14世纪左右。这一时期，因蒙古军事集团的异军突起，使中华文明首度出现了整体“陆沉”期，其标志就是南宋的灭亡。这一时期的背景变化具有了迥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特点，即中华文明相对于周边文明，不单军事上出现了较大程度劣势，文化上也仅处于相对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终元一朝，不单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军事拉锯，即便服务于元朝庭的汉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权力的机会。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华文明重建道路显然就复杂的多，这里面同步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社会各阶层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士人、原统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过程，二是各阶层的广泛整合成为时代要求，其杰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从而成为当时各阶层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约数，特别是有效的整合了农民和士人集团，也间接的整合了农民和浙东地主集团，成功建立明朝从而宣告中华文明的再度重建。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建，很显然，当难度空前增强时，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需要发动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零打碎敲的方式，无论其烈度多么惊人，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
透过历史的迷雾，当我们回望中华文明大分裂期后的重整与重建过程，以下几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中华文明的存续虽常处生死边缘，但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中华文明的先天特质维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便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终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导向，各实力集团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参与的阶层及各阶层的整合深度都逐渐系统化和复杂化。
由此，可大体归纳中华文明的重建轨迹如下：
（一）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社会精英的内部整合即可实现重建，也即我们熟悉的“自娱自乐”范畴。
（二）当相对于周边文明仅具有相对优势或军事上的相对劣势时，军事拉锯成为常态，外族政权在拉锯过程中中华文明化并由服务于外族政权的文明精英分子择机实现中华文明的同一化。
（三）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在军事上处劣势或者仅文化上处相对优势时，必须凝聚共识以动员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在重新确立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再度复兴。
三、帝国危局---剖析近代中国的深重危机
满清入关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本文不讨论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利弊，事实是当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出现在中国的近海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几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列强利用全面优势，将中国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满清政府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为在此不再赘述，我们着重分析的是此一时期相比于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现了哪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处于全面劣势。西方文明挟工业文明成果几乎对中华文明形成了“碾压”，这种“碾压”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华文明的绝效续命丹即文化优势也丧失殆尽。从直观来看，是力量的差异，从间接来看，则是你无法将西方列强中华文明化，因为文明的层次不在一个维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数再多，也无法将今天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强，他们也只能尴尬的充当西方列强的“买办”，“借壳上市”的办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这在以往文明崩溃期也是极为独特的。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庞大体量，使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均无法实现直接统治，他们极需要时刻扶持一个傀儡式的本土政权以实现代理统治，而不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符合中国国民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内部任何武装力量的崛起可能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利益时，他们本能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个政权扑灭潜在的竞争者。
四是中华文明的整体颜面扫地。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眼里，等同于“白痴”，西方文明进化的短暂，使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华文明“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毫不客气的对中华大地进行了各种思维所及的烧杀抢掠，中华的国权和人权基本沉沦到马里亚纳海沟，这是骄傲的中华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极端局面。
事实上，当时的诸多仁人志士已经看到了这个极端危重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则中华文明将“万劫不复”，各路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救中国”的系列尝试，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一）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显然，他们的斗争目标始终仅局限于农民阶级一隅，无论前期的“均田薄赋”还是后期几乎没来得及实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主张，其着眼点都聚焦在农民阶级层面，从而注定了他们并不能融合当时社会最广泛的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无法吸引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出场，但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背影。
（二）士人集团：以戊戍变法为代表，他们目光如炬，敏锐的察觉了当时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变局，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系列措施，这是士人集团首度以一个独立阶层的身份走上“救中国”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士人集团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恰恰是农民阶级的主张未能吸引他们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们对中央王朝还抱有最后一丝的期待。然而，“庙堂之策”如没有“江湖之远”的支撑，注定了这只能是一场悲剧，由于他们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来自其他阶层特别是广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持续百天即归于寂静。
（三）地主阶级：也即一般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以洋务运动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来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路线不能将之完全的斥为“天真”，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样的思路取得过成功，但中国的地主阶级所没有看到的是，历经200余年的统治，当时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实上已处于瓦解的前夜，没有富于进取的统治阶层集体作支撑，他们这种试图以局部进步来挽救整体的行动依然只能收获失败。
（四）资产阶级：即资本集团，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副产品，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间接的造就了资产阶级，以辛亥革命为代表，以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很显然，资本的逐利性使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于对立，他们无力也无愿与广大百姓深度融合，从而注定他们的阶级力量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当他们走上前台面对西方列强的资本势力时，更是处境尴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政权是建立了，但这个政权是空前弱势的，是不能有效维护民族利益、有效承担文明复兴重任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华民国建立后，全国的革命运动依然风起云涌。正如本文开头所论述的，中华文明要么引领世界，要么归于消亡，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可走，试图苟活的政权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
很显然，当我们透过历史的侧面，总结近代中国诸多尝试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已处于整体劣势，要有效实现目标，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一种力量：一是它的斗争目标必须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后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是她必须能动员和号召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并能提出被最广泛社会阶层所接受的斗争纲领和路线，从而实现最广泛社会阶层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须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维护好最普通百姓的现实利益。四是她必须能有效维护中华文明的道统，在重建统一政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文明的体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力量，一旦这样的力量出现，那就将是中华文明顺利步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搏。那么，这样的力量在哪里。
四、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讲，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哲学。无数的知识精英敏锐的察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起码是一种能够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器，总结近代系列“救中国”尝试的失败，未能有效发动群众无疑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要求一拍即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党的革命历程，大家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救中国”事业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契合了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下的中国的所有现实需求，它具备迥异于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鲜明特点？
（一）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所有的“第一”对中华子民均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这面奋斗的大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从而为最广泛社会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剂，相当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广泛社会阶层源源参与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首先从制度层面划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从而确保了当时社会最主体阶层的深度参与。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识精英的源源加入。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团结所能团结的大多数人”为目标，将当时有志复兴中华的各阶层精英团结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累积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利益再分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土地”这一当时中国农民阶层最现实的利益需求，不断深入和完善土地政策。建国后，又着力推进公私合营，完成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见的现实利益，为获得最广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革命进展扎好了最深厚的底层支撑。
（四）道统承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但始终以“中国化”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经历伟大的长征之后，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明确树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阶段奋斗目标，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列为首要议事日程，这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体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的维护置于首位，无论是革命期，还是执政期，面对西方列强，均讲求“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哲学，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妥协退让，特别是一举废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各类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更是重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关键之举。至于建国后的系列对外自卫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力补钙之举，她极大的复兴了中华民族整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荣光。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门记录社会运行轨迹的科学，而“科学”就蕴含在社会运行逻辑之中，这种逻辑，需要我们用心去探求。很显然，结合中华文明重整和重建的历史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近代处于崩溃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救中国”的危重社会背景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所有现实需求，也是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运转体系在不断优化组合之后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尤其需要记取和珍视的宝贵经验。
最后，笔者只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所记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学院派观点，只是结合历史运行的逻辑轨迹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专业，也不系统，期待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别样烟火——认识国家表象下的中华文明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论断“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认识中国，首先要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谓的“标准”，中国亦当仁不让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且是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体系。回望历史，这个文明体系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以“天下大同”为政治建设理念。早在西周，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宣帝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为汉土”。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即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国，更是天下人的中国，中国的使命就是带领天下人民建设一个光明的“王道乐土”。从历史上看，“王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天然使命，她从黄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礼为武器，以朝贡体系为架构，在当时人们已知的全部地理范围内，始终充当着掌舵者、领航员的角色。历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业，有一个理念始终是共通的，即“中国”等于“天下”，“中国”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几千年来，每当危难时刻，“没有什么比救中国更重要”是印入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共识？
（二）以“大一统”为政治建设目标。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水患频发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体力量，均匀软细的黄土很容易使人们在思想上树立起整齐划一的共识，襁褓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统”。遍观历史，这一目标是任何时期的“政治正确”，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人物试图偏离这一轨道，那他的历史定性无疑将是极为负面的，政权不视为“正朔”，个人则被视为“国贼”。可以说，“大一统”理念是融入我们民族基因的东西，历代知识精英无不以为“大一统”添砖加瓦而视为自己的毕生荣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大一统”还绝非仅着眼于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她从一开始秉持的就是无限开放的模式，以“王化与否”为标准，以定性而非定量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范围的“统一时间表”，典型表现就是“朝贡体系”内涵的不断延展。回溯古代中国，我们的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正是对“大一统”的不懈追求，确保了这个文明屡屡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我们文明绵远悠长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三）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强调“国家”概念的，多数场合，是以“华夏”来涵括所有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的各类种族。所谓“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你认同并实践华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处，你均是中国的一员，反之，你便是“非中国”。这个文明认同的具体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学，三是衣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中国的文字，还是哲学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动，即可形成新的文字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国家，但汉字几乎“改无可改”。以文明认同为政治联系纽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文明的稳定性，而文明的稳定又确保了“中国”这一文明载体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始终保有辽阔疆域的理论基础。
回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可以看到：引领天下是中国的天然使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个政权有“苟活”的迹象，那么人民也一定会让你这个政权苟活不了；中国必须是统一的，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言行，都将被人民无情的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必须是稳定和永续的，中国的灭亡就等同于天下的沦亡，而没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无路可走。所以，每当“中国”处于沦亡的边缘，“拯救中国”就是各阶层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务。
二、文明之殇——回望中华文明的末路转圜
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开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古代中国以超然于世的姿态缔造了传奇式的辉煌，但正如罗贯中先生所言，我们的文明也数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般而言，一个文明的崩溃，首先是承载这个文明的载体即政权的崩溃，如果承载某个文明的政权崩溃后不能如期重建，那这个文明在大概率上最终也将趋于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未能如期重建，他们的所谓文明也早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古代中国有无数的政权崩溃，但正因为政权崩溃后总能如期重建，确保了中华文明能始终衰而不亡、危而不倒。这里面有着何种轨迹？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让我们从中华文明的几个大分裂期后的重建过程来寻找答案？
（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趋于消解，但各诸侯国仍然保有和维持了本区域内的局部秩序。各诸侯国以重建统一的中央王朝为使命，展开了大规模的争霸和攻伐，最终由诸侯国之一的秦国重建统一王朝而实现中华文明载体的重建。
分析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重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一是中华文明的高度稳定性，即便是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指向，各诸侯国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政权重建的方式以内部各武力集团的兼并和分化组合为主，外力的制约相当有限。四是政权重建的主力是统治精英，主要是各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和游走于各诸侯国的士人集团，广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置身事外。
很显然，中华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同一性，在庞大体量的加持下，当我们相较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即便出现“礼崩乐坏”的极端局面，仅社会精英分子即可以轻松收拾旧山河，从而实现文明的重整，也即实现“救中国”的历史任务。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先导，在摧毁东汉的基础上形成三国。此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长而使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首度在军事上处于一定劣势，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中华文明腹心地带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类政权。但很显然，因为周边文明的优势仅限于军事一隅且仅具相对优势，军事拉锯成为常态，且在军事拉锯的过程中，外族政权常困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而不得不逐渐中华文明化。同时，外族政权在中华文明化的过程中，那些服务于外族政权的中华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较容易的依托自身的文化优势而跻身外族政权上层，并最终由杨坚以“借壳上市”的形式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度重整。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整，我们看到，当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不再具有全面优势时，文明复兴的难度显著增加，仅精英分子的内部整合已不能达到目的，农民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参与了中华文明的重建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当仅仅是军事方面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短板时，文明崩灭的结果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仍然为新的精英阶层攫取异族权力提供了条件。
（三）元末明初时期：大致为公元14世纪左右。这一时期，因蒙古军事集团的异军突起，使中华文明首度出现了整体“陆沉”期，其标志就是南宋的灭亡。这一时期的背景变化具有了迥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特点，即中华文明相对于周边文明，不单军事上出现了较大程度劣势，文化上也仅处于相对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终元一朝，不单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军事拉锯，即便服务于元朝庭的汉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权力的机会。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华文明重建道路显然就复杂的多，这里面同步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社会各阶层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士人、原统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过程，二是各阶层的广泛整合成为时代要求，其杰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从而成为当时各阶层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约数，特别是有效的整合了农民和士人集团，也间接的整合了农民和浙东地主集团，成功建立明朝从而宣告中华文明的再度重建。
总结这一时期的文明重建，很显然，当难度空前增强时，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需要发动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零打碎敲的方式，无论其烈度多么惊人，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
透过历史的迷雾，当我们回望中华文明大分裂期后的重整与重建过程，以下几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中华文明的存续虽常处生死边缘，但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中华文明的先天特质维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便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终不能将其击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标始终以“大一统”为导向，各实力集团无不以重建统一王朝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参与的阶层及各阶层的整合深度都逐渐系统化和复杂化。
由此，可大体归纳中华文明的重建轨迹如下：
（一）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具有全面优势时，社会精英的内部整合即可实现重建，也即我们熟悉的“自娱自乐”范畴。
（二）当相对于周边文明仅具有相对优势或军事上的相对劣势时，军事拉锯成为常态，外族政权在拉锯过程中中华文明化并由服务于外族政权的文明精英分子择机实现中华文明的同一化。
（三）当相对于周边文明在军事上处劣势或者仅文化上处相对优势时，必须凝聚共识以动员和整合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在重新确立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再度复兴。
三、帝国危局---剖析近代中国的深重危机
满清入关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本文不讨论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利弊，事实是当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出现在中国的近海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几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列强利用全面优势，将中国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满清政府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为在此不再赘述，我们着重分析的是此一时期相比于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现了哪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处于全面劣势。西方文明挟工业文明成果几乎对中华文明形成了“碾压”，这种“碾压”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华文明的绝效续命丹即文化优势也丧失殆尽。从直观来看，是力量的差异，从间接来看，则是你无法将西方列强中华文明化，因为文明的层次不在一个维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数再多，也无法将今天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强，他们也只能尴尬的充当西方列强的“买办”，“借壳上市”的办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这在以往文明崩溃期也是极为独特的。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庞大体量，使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均无法实现直接统治，他们极需要时刻扶持一个傀儡式的本土政权以实现代理统治，而不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符合中国国民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内部任何武装力量的崛起可能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利益时，他们本能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个政权扑灭潜在的竞争者。
四是中华文明的整体颜面扫地。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眼里，等同于“白痴”，西方文明进化的短暂，使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华文明“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毫不客气的对中华大地进行了各种思维所及的烧杀抢掠，中华的国权和人权基本沉沦到马里亚纳海沟，这是骄傲的中华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极端局面。
事实上，当时的诸多仁人志士已经看到了这个极端危重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则中华文明将“万劫不复”，各路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救中国”的系列尝试，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一）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显然，他们的斗争目标始终仅局限于农民阶级一隅，无论前期的“均田薄赋”还是后期几乎没来得及实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主张，其着眼点都聚焦在农民阶级层面，从而注定了他们并不能融合当时社会最广泛的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无法吸引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出场，但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背影。
（二）士人集团：以戊戍变法为代表，他们目光如炬，敏锐的察觉了当时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变局，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系列措施，这是士人集团首度以一个独立阶层的身份走上“救中国”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士人集团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恰恰是农民阶级的主张未能吸引他们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们对中央王朝还抱有最后一丝的期待。然而，“庙堂之策”如没有“江湖之远”的支撑，注定了这只能是一场悲剧，由于他们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来自其他阶层特别是广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持续百天即归于寂静。
（三）地主阶级：也即一般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以洋务运动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来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路线不能将之完全的斥为“天真”，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样的思路取得过成功，但中国的地主阶级所没有看到的是，历经200余年的统治，当时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实上已处于瓦解的前夜，没有富于进取的统治阶层集体作支撑，他们这种试图以局部进步来挽救整体的行动依然只能收获失败。
（四）资产阶级：即资本集团，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副产品，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间接的造就了资产阶级，以辛亥革命为代表，以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很显然，资本的逐利性使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于对立，他们无力也无愿与广大百姓深度融合，从而注定他们的阶级力量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当他们走上前台面对西方列强的资本势力时，更是处境尴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政权是建立了，但这个政权是空前弱势的，是不能有效维护民族利益、有效承担文明复兴重任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华民国建立后，全国的革命运动依然风起云涌。正如本文开头所论述的，中华文明要么引领世界，要么归于消亡，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可走，试图苟活的政权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
很显然，当我们透过历史的侧面，总结近代中国诸多尝试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相较周边文明已处于整体劣势，要有效实现目标，就必须出现这样的一种力量：一是它的斗争目标必须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后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是她必须能动员和号召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并能提出被最广泛社会阶层所接受的斗争纲领和路线，从而实现最广泛社会阶层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须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维护好最普通百姓的现实利益。四是她必须能有效维护中华文明的道统，在重建统一政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文明的体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力量，一旦这样的力量出现，那就将是中华文明顺利步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搏。那么，这样的力量在哪里。
四、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讲，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哲学。无数的知识精英敏锐的察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起码是一种能够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器，总结近代系列“救中国”尝试的失败，未能有效发动群众无疑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要求一拍即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党的革命历程，大家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救中国”事业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契合了当时处于“绝望”状态下的中国的所有现实需求，它具备迥异于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鲜明特点？
（一）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所有的“第一”对中华子民均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这面奋斗的大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从而为最广泛社会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剂，相当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广泛社会阶层源源参与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首先从制度层面划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从而确保了当时社会最主体阶层的深度参与。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识精英的源源加入。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团结所能团结的大多数人”为目标，将当时有志复兴中华的各阶层精英团结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累积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利益再分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土地”这一当时中国农民阶层最现实的利益需求，不断深入和完善土地政策。建国后，又着力推进公私合营，完成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见的现实利益，为获得最广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革命进展扎好了最深厚的底层支撑。
（四）道统承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但始终以“中国化”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经历伟大的长征之后，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明确树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阶段奋斗目标，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列为首要议事日程，这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体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的维护置于首位，无论是革命期，还是执政期，面对西方列强，均讲求“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哲学，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妥协退让，特别是一举废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各类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更是重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关键之举。至于建国后的系列对外自卫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力补钙之举，她极大的复兴了中华民族整个古老、伟大的民族荣光。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门记录社会运行轨迹的科学，而“科学”就蕴含在社会运行逻辑之中，这种逻辑，需要我们用心去探求。很显然，结合中华文明重整和重建的历史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近代处于崩溃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救中国”的危重社会背景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所有现实需求，也是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运转体系在不断优化组合之后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今天的我们所尤其需要记取和珍视的宝贵经验。
最后，笔者只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所记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学院派观点，只是结合历史运行的逻辑轨迹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专业，也不系统，期待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