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女婿的故事[朗读]

现在，上门女婿的称谓已经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门女婿，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可能会有我们老一辈那种上门女婿改名换姓、命运弄人的事了。
口述/夏秋天 整理/丁惠忠
我爹的一碗饭几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帮他添了一碗，而且将饭压实了加满。
●在村庄里，一个男人结婚做上门女婿，入赘女方家，俗称“倒插门”，是一种婚姻生活方式，说不上是好是坏。按传统常理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上门女婿也是始终存在的，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我娘就说过，凡是哪家招个上门女婿，村头村尾自然会有闲言碎语，肯定比地上的蚂蚁还要多，不过想想男人讨不上老婆，总比当一辈子光棍强吧。
我在村小学读书时，上学途中必经过一户人家东山墙，听大人说这家老两口养着三个儿子，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可惜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我中午放学跑过这段路，经常见这几个儿子在宅前自留地干活，总会嗅到他家杜米栖饭烧焦的味道，以及瞅几眼三四间用芦苇杆扎成芦笆墙做的草屋，就是不见有年轻女人的身影。读初中时，我转到镇上学校念过两年书，家里爹娘再也掏不出钱供我上学，只好书包丢掉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出工挣工分，心里自然惦记着那几位大哥。辍学后那年夏天，有个亲戚来家里跟我爹娘聊起三个儿子那家，大儿子总算结婚了，娶了外村有两个女儿家的大女儿，老二做了那家二女儿的上门女婿，定下好日子，换身干净衣服一个人过去了。这种家属之间婚姻互换关系，在村庄老一辈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隔年，三儿子做了另一家上门女婿。那位我叫她寄娘的亲戚口气软下来，见她悄悄地与我娘说：“我看秋天长大了，人蛮机灵，趁早找个人家姑娘，准不会吃亏。”我娘一声叹气，接着寄娘的话唠叨，意思是家庭遭遇变故，这日子过得不像样子，照这个光景过下去，也只好走他爹这条路。怎么，娘让我做上门女婿？听到她们聊起这个话题，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我爹是上门女婿，姓林，传下来的子女都姓娘的姓氏。本来我爹的父母，叫他们爷爷奶奶，娘的父母是外公外婆，我自小两边都叫成爷爷奶奶，潜意识里总感到缺失外公、外婆这两个称呼的。我爹出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林家也是大族，在那个村庄里几乎都是林姓人家，但落地不太好，处在江畔荒滩，白晃晃的盐碱地占据大片土地，种子播下去常常颗粒无收，于是在生长野草、芦苇的地方垦荒拓地，才能长一点庄稼，可不够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塞牙逢呢。穷是一方面，问题在于快到饿死人的边缘，哪有女人愿意嫁到这个村庄？所以这个江畔村光棍最多，生下小孩送给外乡无子女人家寄养的最多，离家走江湖跑码头卖狗皮膏药的人最多，去乞讨拾荒的人最多。解放后，我爹到了三十五岁年纪，仍然没有个女人当家的，怎么办？我的爷爷奶奶听到传言，说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地势高，熟地，田地长庄稼，有粮食，有饭吃，是个让人有盼头的好地方。做父母的都不愿耽误子女的终身大事，就托人打听哪家有女儿的要上门女婿，不讲女人美丑，只要有地种，有饭吃，有屋住就行。没过多久，那个村庄回话说，有户人家姑娘二十七八岁，倚仗着村庄条件好，自身外貌漂亮，对相亲对象挑走了眼，不想误了婚姻，爹娘为了这个宝贝女儿急得要跳河。那家提出要先看看人，如果看对眼这事好说。
我爹身上带着全家凑的二毛钱，拎着向邻居家借的十只鸡蛋，跟着介绍人去女方家相亲了。尽管是初冬微冷天气，来到女方家，正是中午时刻，赶了几十里路，我爹还是满脸汗水，肚子饿得咕咕叫，再加上介绍人叮嘱守规矩，越临近家门气氛越紧张。这家夏姓人家，一看到我爹高个子，长相端正，浓眉大眼，就是脸黑，身体瘦点，不过一副汗流浃背的模样，倒显出几分大男人的英气来。女方的爹娘满脸笑容，特别是她的娘急忙朝待在西房间的女儿叫唤，“小珍，你快出来，客人到了，去添饭呀”。小珍有点含羞，偷偷地瞄了一眼我爹，转身到厨房捧了两碗菜，返身又端了几样小菜和一盆饭放到客堂间台子上，一齐坐下吃起饭来。我爹的一碗饭几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帮他添了一碗，而且将饭压实了加满。这个小动作被一桌子人都看见了，介绍人打趣地说：“瞧瞧，小珍心疼人了”。小珍瞪了介绍人一眼，难为情地低下头。我爹当天没有回去，直至三天后帮女方家张罗完婚事，做了上门女婿，才带着小珍回到自己父母那边村庄，算是边报信边看高堂。
●从此我爹改姓夏，两年多时间里，生下我哥、我姐，1953年秋天，爹娘又生下我。家里人口多，开销就大，到我八九岁时，碰上三年干旱、洪涝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短缺和饥荒，原先这个村庄还算有饭吃，来当上门女婿的男人特别多，被称为上门女婿村。我娘常念叨，像我爹带二毛钱、十只鸡蛋换个老婆的人，是不多的，其他一些上门女婿空手而来，连身上的灰尘都没有，白送给一个女人。村庄里一些上门女婿，由于得不到女方家族的认可，只把他们当成劳动工具使唤，像是从外面牵来的一头牛，只知道把它往大田地赶，根本没有女婿、丈夫、父亲的尊严，甚至没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礼仪和地位。上门女婿的家庭，女方好像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村庄北河沿瞿家上门女婿阿杉，得不到半点尊重，他更加自卑，没有一天有过男主人的感觉，瞿家老少都可以欺负他，成了瞿家的长期雇工，他跟几个同是上门女婿的男人说：“怎么一夜天好像回到了旧社会啊！”不管是下暴雨，38度高温，还是寒冬腊月，他是每天被瞿家人催着去干活，即使生病了，连药都不给买，手脚都不让闲下来。阿杉常对外人发牢骚，讨个老婆吃足苦头，早晓得被人这般不待好，还不如不要女人呢。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开始出现饿死人的困境时，阿杉是第一个离开这个村庄去逃命的，自此再也没有回到瞿家。
我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懂人情识事务，对夏家长辈关心，小辈爱护，同辈之间多了宽容和理解，各方面都得到了夏氏一族的认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爹想尽办法与全家老小共同面对，吃野草、啃树皮，按他说的话“连河沟里虾兵蟹将都被翻遍了”，由于干旱，河沟见底，陷在烂泥里的田螺、蚌、芦根等东西，全部进入人的肚子。命总算活下来了，我爹撑起这个家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其他人家上门女婿都将我爹作为榜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本来偏远贫困、与世无争的村庄，一下子打破了安静太平的日子。有个在小镇上开缝纫店的小业主，接触三教九流的人多，脑子灵活，观念新，敢于说三道四，被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是“特务”。那时我年龄不小了，看到小业主的缝纫店被砸，人也看押起来，就觉得要出事。后来查这个小业主社会关系时，查到了我爹与小业主是老家远房亲戚，他们的父母上一辈之间有些往来，再加上我爹做上门女婿有个好名声，不怀好意者硬是把互不来往不搭界的小辈扯到一起，说我爹是被“特务”安排做上门女婿，潜伏在这个村庄里。还有人揭发我爹帮一个老地主除草，立场不稳，是坏分子。如此一来，我爹被定为四类分子之一。有年开春，在大队院子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先要将泥地上的草除尽，那天我爹路过看到一个老地主累得摊坐在泥地上，就十分同情他，便上前帮他除草完成任务。因为第二天要召开批斗大会，为了提高春耕生产农民的出工率，以及体现运动的威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分子挂牌站在四方型土墩上，我爹也被列入批斗对象。
●自此以后，我们一家成为别人取笑和斥责，随时可以被人欺负的坏分子家庭。同族人对我爹上门女婿的身份百般刁难，叫他滚回几十路外的老家去，别在他们村庄丢人现眼。我娘抱着我爹边哭边说，提出带我们一家回爹的老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爹认真地说：“小珍，到哪里都一样，你相信‘四类分子’哪个是真的？我不能离开，莫须有的‘罪名’迟早会弄清楚的。唉，只是苦了你和孩子们啊！”何止是苦，我奶奶本患有眼疾，现在连人人称道的上门女婿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批斗，受尽凌辱，奶奶流干眼汨，哭瞎了眼睛，以致失去劳动能力。祖奶奶瘫痪在床好几年，家庭经此打击，病情加重，身边离不得人，亲戚互相帮忙照顾。而我爹既然被列入坏分子队伍，随时被唤去大队种树，除草，开沟垫土，做路，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工，回到小队出工还被打折扣。三年自然灾害困难度过来了，到“文革”时期我的家就被一顶高帽子彻底击垮。哥哥、姐姐和我的婚姻，也成了我少年时上学路过那家三个儿子家庭的翻板，哥哥娶了外村女人，姐姐嫁到那家成了外村媳妇。1975年经人介绍，我做了外村一个“四类分子”家庭的上门女婿。我娘说，墙上脏了再涂层泥，反正脏了，怕啥，老天总会开眼的。
●我与人家姑娘玲儿是同病相怜，她没人敢娶，我没人敢嫁，搬到她家住，两个所谓贱民家属就这样一起过着贫贱日子。第二年，好消息从北京传来，“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老天有眼啊，还真让我娘说中了。我和玲儿拎着两瓶酒看我爹娘去了，这漫长的等待总算云开雾散，值得庆祝。公社一纸红头文件把村庄“四类分子”的帽子给撤销了，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天我带去的两瓶酒哪里够，哥哥姐姐又从村里商店买了两大缸酒，我们全家和族氏长辈、兄弟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老话说因祸得福，也许被亏欠太多，大队安排我爹进了村副业场，哥哥到砖瓦厂上班，姐姐被她所在公社安排到棉纺厂上班，生活条件渐渐好转起来。我与玲儿结婚后，因家庭拮据等因素，不想连累孩子，所以没有及时要孩子。到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出台，我凭借还有点文化底子，报名参加高考，想以此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我妻子发动亲戚、熟人搞来一些复习资料，我胡乱复习、做题，那些文字、数字像是老朋友一般，并没有嫌弃我这个乡村上门女婿，以及曾经所谓的“四类分子”家属，它们都肯帮着我，非常愉快地来到我的脑袋就不走了。几个月后参加公社组织的模拟考试，如果达不到文化考试合格，就取消高考资格。我的文化模拟考试成绩，名列公社报考人数前五名，取得了高考资格。正式考试时，我激动得手抽筋，影响了临场发挥。回家与玲儿一说，她眼泪汪汪地安慰说：“秋天，你过来没有改姓，即便考不上，这个家你是当家人，我们寻别的活路，苦日子都熬过来了，上个学算什么。”高考结果出来，我被当地一座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成为村庄第一个大学生。
两年后毕业，我被分配到外公社当小学教师。这时我与玲儿想要自己的孩子了。过了一年多，我的女儿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可惜当我和玲儿再想生一个孩子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我们为女儿办了独生子女证书。现在，我女儿早已结婚，女婿也是独生子女，外孙都五岁了。我们家安排着女儿、女婿的房间，他们两边都居住，方便来往。
现在，上门女婿的称谓已经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门女婿，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可能会有我们老一辈那种上门女婿改名换姓、命运弄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