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龚自珍，那是大大地有名，中国近代史就是以其为开篇,他和魏源一起，开辟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人,人赞“但开风气不为师”
这样一个伟人、名人，一个爱国者，却有一个龌龊不堪的儿子，叫人大跌眼镜，真应了那句老话：名父之子多败德。这个龌龊不堪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龚半伦，原名橙，字孝拱，是龚自珍的长子。别看他字里有个孝字，其实是既不忠又不孝，无君无父，荒唐绝伦。
中国人最讲伦理纲常，有所谓“五伦八德”之说。“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关系准则。可这龚橙自称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
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后来他流落到上海，依然放荡不羁，挥霍狎妓。聪明、风流、有性格，用现在的话来说，酷。
如果龚半伦只是做了这些事，人们还可以把他归结为“名士轻狂”之类，犹如魏晋名士一般，故意做出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以示其名士派头。问题在于，龚半伦当了汉奸。据《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等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后，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
据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方面派出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和英法联军谈判。而当时英法联军的翻译官，就是龚半伦。在谈判期间，龚半伦完全站在联军一边，对清政府百般刁难，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气的恭亲王大骂他说：“你等世受国恩，如今却为虎作伥，甘愿去做汉奸!”龚半伦听了，不但毫不畏缩，反而怒喝恭亲王，说：“我本来想报效国家，可是上进之路被你们全部堵死，还让贪官盘剥得衣食不全，被逼得只能乞食于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国贼!”恭亲王听罢，一时哑口无言。
有人质问龚半伦何以行此汉奸行径，龚半伦并不尴尬，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质问者瞠目不能言。
虽说在民族大义面前，大是大非不能站错队，龚半伦为图衣食给洋人卖命，已丢了气节，不足一哂。然而他对恭亲王说的话并非无理，在外敌环伺的情况下，清政府不思求变，仍让利益集团占据高位，底层士子上进受阻，百官以盘剥百姓为业。纵是良民，也被逼反了。
其实，英法联军烧圆明园时，汉奸绝不止龚半伦一个。当时的清朝媒体人汪康年有一本 书叫《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里面记载说，联军刚进圆明园时，先是在抢劫，没有烧。附近的中国百姓还有海淀的各色人等，比如一些穷苦的旗人、汉人，一些想来圆明园里淘宝的富家子弟，纷纷赶来，和联军里的华人士兵交流，华人士兵就把自己的梯子架子借给这些人，他们都跟着翻进墙来一起抢。近代史上被我们忽略的一幕发生了：英法联军和大批国人共同抢劫爱新觉罗家的这座宫殿。
后来，联军下令烧圆明园，却发现没有引火的东西，“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 水锅而已”，这火眼看着就放不起来了，结果海淀的很多中国百姓主动拿着什么火线、秸秆等一切可以点着的东西来了，帮联军提供火种。这种雪中送炭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对不少见。联军放火后，这些中国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使得火势扩大。相比于英法联军，这些百姓更是迫切希望圆明园赶快烧起来，火越大越好，好进来弄点东西？
由此可见，不止是龚半伦，清朝的老百姓很多都是汉奸。国家有难，他们不仅不抵抗侵略，反而站出来跟着洋人一起抢。其实这种事早就有了。在二十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火在广东打响，很多广东百姓帮英国人干活，帮忙运货、拉船、送水。原因很简单，人家英国人给钱啊，运一次货够我吃一天，我为什么不干？而清政府自己却不把国人当人看，经常强征民夫当苦力，不给钱。林则徐多次说过，广东人唯利是图，不知悔改。后来继任的总督琦善也说，广东人民风不好，一点小利都要贪，心中没有国家？
从广东打到浙江，清政府发现浙江人也是汉奸，因为清朝军队和英国人打仗时，很多浙江人出门观战，甚至很多妇女都出来围观，讥笑清朝军队无能，还给英国人拍手叫好，给英国人卖水卖瓜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再看后来，八国联军进天津时，用孟子的话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老百姓推着车子拿着水果食物欢迎八国联军的到来，跟洋人打成一片，拍照的拍照，打闹的打闹。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