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上班途中被人假想为情敌杀了，一二审：是工伤！高院判决来了[朗读]

施瓦辛是钦州某医院儿科医生。
2017年9月30日上午7时45分左右，施瓦辛步行上班途中，被尚格云持事前准备好的一把尖刀朝腰部、胸部连续捅刺三刀，经抢救无效，施瓦辛于当日12时41分死亡。
施瓦辛与尚格云素不相识。施瓦辛与尚格云的前女友史莎朗是同事关系，案发前均在医院儿一科工作。尚格云与前女友史莎朗于2017年7月分手，尚格云自认为史莎朗与其分手是施瓦辛造成的，而对施瓦辛心生怨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1日以尚格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8年6月8日，市人社局认定施瓦辛步行上班过程中受到的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施瓦辛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施瓦辛家属不服，向人社厅提起复议。人社厅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施瓦辛家属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在上班途中受到故意伤害，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施瓦辛在步行上班过程中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该规定中的事故，应包括意外事件、故意或者过失性的行为造成的事故，并不仅指意外事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该条款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是指职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伤害，该暴力等伤害应与履行工作职责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对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其中规定的“故意犯罪的”，是指职工故意犯罪造成本人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施瓦辛受到的伤害是其故意犯罪引起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因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中遭受伤害后，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权利。
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确定，施瓦辛于2017年9月30日早上前往医院到达120急救中心门前，是处于正常去到单位上班的时间，其目的亦明确即上班，施瓦辛上班的地点亦在医院，施瓦辛于7时45分左右被尚格云伤害时，直接原因是尚格云单方认为史莎朗与其分手是施瓦辛造成的，而对施瓦辛心生怨恨，并对施瓦辛进行伤害。根据查明的事实，施瓦辛与加害人尚格云素不相识，施瓦辛受到的伤害其自身并无任何过错。对施瓦辛而言，其在上班途中受到尚格云的故意伤害，仍是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受到伤害。
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列举的情形来理解，工作时间可以放宽到上下班期间，地点也可放宽到工作场所之外。施瓦辛因在上班途中受到素不相识的尚格云的暴力伤害，符合因工作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伤害的条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施瓦辛所受伤害应认定为工伤。因此，对原告主张，应予支持。
被告市人社局、人社厅在受理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和复议申请后，分别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未详尽分析，作出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亦无助于充分保障无过错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属于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撤销人社厅复议决定；责令人社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涉案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人社局和人社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施瓦辛为履行工作职责在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从保护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及人道主义出发，依法依理均应认定为工伤
二审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施瓦辛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时，工作地点是在医院，而施瓦辛被害的时间是在上午约7时45分，被害的地点是在医院的门口，从构成工伤的形式要件来看，如何正确理解本案的特殊情况，即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合理性”问题是处理本案的关键。
施瓦辛受到暴力袭击时虽然未在上班时间内，也未实际到达工作场所，但距离规定的上班时间只差约15分钟，距离工作场所也只有一步之遥，不能等同于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与距离上班地点路程还很远的情况。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行政机关应提供证据证明施瓦辛的上班时间与上班路线不属于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
关于工作原因的认定，施瓦辛当天是沿着自己住处到医院的路线去上班，是奔着工作去的，他去医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工作，符合“履行工作职责有关”的情况，人社局没有证据证明施瓦辛是去干别的的事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原意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解释精神，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应认定施瓦辛为履行工作职责在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从保护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及人道主义出发，依法依理均应认定施瓦辛为工伤。
人社局和人社厅未能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原意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解释精神，将施瓦辛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死亡不认定为工伤，有悖常理，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但在判决的说理部分对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作过度的解读，超出了应有的权限，应予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请再审：一、二审乱判，擅自扩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范围，扩大对“履行工作职责”的理解，脱离法律的明确规定
人社局申请再审称：1、施瓦辛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也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2、原一审、二审判决擅自扩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范围，扩大对“履行工作职责”的理解，脱离法律的明确规定，违反了工伤认定法定原则，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人社厅也申请了再审，申请再审理由如下：
一、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1、施瓦辛未曾为尚格云服务，施瓦辛受伤害的结果与其医生本职工作没有关联性，其受伤的原因不是因为履行工作职责。施瓦辛所受伤害不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三个并列条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2、事发当天，施瓦辛虽然以上班为目的，也在合理的时间及合理的路线上，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并未包含遭受暴力伤害情形。
二、工伤认定时，不能断章取义创设工伤认定新情形。
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已经明确认定工伤的情形及条件，不允许自行创设新的工伤认定情形。
2、原一审、二审判决随意组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第（六）项的适用条件，从而认为施瓦辛上班途中受到暴力伤害情形亦应认定为工伤，适用法律错误。
高院判决：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认定为工伤！原审拼接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将两个法律规范拼接为一个法律规范，违反法律适用规则，判决错误，应当撤销
高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工伤问题，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关于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的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应当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来看，并非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前后，或者因工外出期间、或者上下班途中等非“工作时间”或者非“工作场所”情形下，受到事故伤害的，也有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应当具有独立性，就受到暴力意外伤害而言，对应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该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综合而言，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有外延的，但是单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而言，该项规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没有外延的。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条件。而且，施瓦辛作为医生，其从未因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与尚格云有过交集，尚格云实施犯罪行为也不是对施瓦辛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不满而实施，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医生本职工作无因果关系。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的情形。
二、关于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的问题
事发当天，施瓦辛步行去上班，属于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的法定情形，但是如前所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之间都有独立性，其中第（六）项规定的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施瓦辛所受伤害不是交通事故原因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三、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问题。
应当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各种情形中，并未包括“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情形。原二审判决认为“施瓦辛为履行工作职责在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依法依理应认定为工伤”，实际上是拼接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这种将两个法律规范拼接为一个法律规范的法律适用方法，已经实质改变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因而是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即，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从全面审查认定来看，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除不符合上述分析情形外，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其他各项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情形，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各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对施瓦辛所受暴力伤害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市人社局、人社厅提出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高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7行终1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3行初48号行政判决。
三、驳回施瓦辛家属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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