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同样，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目的也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一方面，如果某种行为没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必要，就表明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必须有助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实现。不以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为指引、不以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为目的的定罪量刑活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后患无穷。
一。
要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就必须使一般人与行为人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会科处什么样的刑罚。如果一般人与行为人不知道某种行为是犯罪，就不可能产生反对动机，因而可能实施犯罪行为。诚然，刑法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对犯罪会科处什么刑罚，具有行为规范的一面，但刑法不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在对真实没有偏见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说法律是对市民发布的，如果真要如此，那么就要完全不一样的去形塑法律，它必须更具体，并且要具有民俗性的，它必须是用日常语言的说法来表达出来，他不应该是用非常有限的表述方式来规定的。而且，它必须被说明被教授。”（[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9页）事实上，一般人并不直接阅读刑法条文，更不可能在实施某种行为前先翻阅刑法典，而是通过判决书（包括刑事裁定书）了解刑法内容。因为刑法表述具有专业性，一般人不可能读懂。“法律不是靠明确的条文来表现，而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中清晰地展示出来。”（[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这虽然是普通法规则，但同样适用于成文法。日本学者指出：“法就是观念上已经固定的存在，对其正确理解的判决是法的具体化。”（[日]平野龙一：《刑法解释中的判例与学说》，黎宏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5页）德国学者也认为，“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经过不断的司法裁判过程才具体化，才获得最后清晰的形象，然后才能适用于个案，许多法条事实上是借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刑法只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才具有意义。判决书是对刑法的活生生的解读，解读得越明确，刑法的内容就越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刑法就越能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越来越发达的媒体并不是每天登载刑法条文，而是报道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并且格外关注刑事案件。越是有争议的案件越会引起一般人的关注，一般人就越是关心司法机关如何处理案件。例如，有偿提供手淫服务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卖淫”？换偶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公司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当的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普通国民不可能从刑法条文中读出结论，也不可能听信刑法学者的观点，而是看法院如何判决。于是，判决书实际上在发挥法制教育与行为规范的作用。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谈到司法职能时所言：“我们平时所写的，不就是在描述事情本来如何，如何发生，真相又是什么吗……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大家现行法律如何规定。不过，我们必须经常要写的是‘应该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法制教育，而且，如果最高法院充分有效运行，它可以很好地实现教育功能。”（[美]安东尼·肯尼迪：《说服自己，才能说服他人》，[美]布莱恩·拉姆、苏珊·斯温、马克·法卡斯编：《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显然，判决书要充分发挥法制教育与行为规范的作用，除了需要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外，还必须明确说明行为人的哪些行为构成什么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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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就必须使一般人与行为人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会科处什么样的刑罚。如果一般人与行为人不知道某种行为是犯罪，就不可能产生反对动机，因而可能实施犯罪行为。诚然，刑法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对犯罪会科处什么刑罚，具有行为规范的一面，但刑法不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在对真实没有偏见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说法律是对市民发布的，如果真要如此，那么就要完全不一样的去形塑法律，它必须更具体，并且要具有民俗性的，它必须是用日常语言的说法来表达出来，他不应该是用非常有限的表述方式来规定的。而且，它必须被说明被教授。”（[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9页）事实上，一般人并不直接阅读刑法条文，更不可能在实施某种行为前先翻阅刑法典，而是通过判决书（包括刑事裁定书）了解刑法内容。因为刑法表述具有专业性，一般人不可能读懂。“法律不是靠明确的条文来表现，而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中清晰地展示出来。”（[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这虽然是普通法规则，但同样适用于成文法。日本学者指出：“法就是观念上已经固定的存在，对其正确理解的判决是法的具体化。”（[日]平野龙一：《刑法解释中的判例与学说》，黎宏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5页）德国学者也认为，“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经过不断的司法裁判过程才具体化，才获得最后清晰的形象，然后才能适用于个案，许多法条事实上是借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刑法只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才具有意义。判决书是对刑法的活生生的解读，解读得越明确，刑法的内容就越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刑法就越能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越来越发达的媒体并不是每天登载刑法条文，而是报道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并且格外关注刑事案件。越是有争议的案件越会引起一般人的关注，一般人就越是关心司法机关如何处理案件。例如，有偿提供手淫服务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卖淫”？换偶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公司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当的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普通国民不可能从刑法条文中读出结论，也不可能听信刑法学者的观点，而是看法院如何判决。于是，判决书实际上在发挥法制教育与行为规范的作用。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谈到司法职能时所言：“我们平时所写的，不就是在描述事情本来如何，如何发生，真相又是什么吗……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大家现行法律如何规定。不过，我们必须经常要写的是‘应该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法制教育，而且，如果最高法院充分有效运行，它可以很好地实现教育功能。”（[美]安东尼·肯尼迪：《说服自己，才能说服他人》，[美]布莱恩·拉姆、苏珊·斯温、马克·法卡斯编：《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显然，判决书要充分发挥法制教育与行为规范的作用，除了需要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外，还必须明确说明行为人的哪些行为构成什么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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