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是纷繁复杂多样的，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方面，由于受到取证难、技术方面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已发案件难以凭借既有的证据来认定，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死案”，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加大侦破力度，使其成为“活案”，不让真凶逃脱法网；在另一方面，有的案件虽然具有一定的证据，甚至有的被告人主动供述，但在证据体系上还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则应该先划定为“疑案”。对此格局，首先需要我们在多方面着手来完善证据体系，以便使“疑案”成为“明案”。例如，在王书金案中，对于其供述在1993年针对张某甲的故意杀人、强奸案，虽然在王书金指认的现场挖出一具尸骨，但受限于在2005年的dna鉴定技术，难以鉴定出被害人的真实身份。随着鉴定技术在今年的发展，可以对骨头鉴定出dna数据，从而确定被害人就是张某甲，弥补了在证据链条中的关键性环节，司法机关据此对该起犯罪事实增加认定判决。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鉴于各方面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有的“疑案”会在诉讼阶段长期存在下去，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坚守证明审查标准，在既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时，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不应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明显体现在王书金供述的与聂树斌案相关联的强奸、杀人案中。
我们可以假设，在该案拥有王书金口供和其他一定证据的基础上，面对全社会在聂树斌案后对此案的关注焦点和压力，司法机关可以顺水推舟地将“真凶”的帽子扣在王书金头上，以此在表象上来安抚被害人家庭以及社会公众的朴素情感。但是，从深层次看，这会带来极为昂贵的法治代价，破坏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性，并没有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辩证统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对待口供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不仅在纠错聂树斌案中得到体现，而且也再次彰显在王书金案中。虽然两个案件在证据审查上均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范畴，没有在实质上解开民众所关注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谜团，但司法机关对两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是从不同的两条线和侧面，体现出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可以让民众切实地认识到证据审查标准和疑罪从无原则的精神，必须一以贯之地坚守。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该案“真凶”的外围圈较大，并不局限在聂树斌与王书金两人，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没有认定聂树斌是凶手，那么按照非此即彼的思路，王书金就应该是罪犯，这是违背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
最后，在案件事实不能查证属实和依法认定的情形下，由于不具备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的基本前提，就难以进入刑事实体方面的认定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关于王书金的重大立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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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在该案拥有王书金口供和其他一定证据的基础上，面对全社会在聂树斌案后对此案的关注焦点和压力，司法机关可以顺水推舟地将“真凶”的帽子扣在王书金头上，以此在表象上来安抚被害人家庭以及社会公众的朴素情感。但是，从深层次看，这会带来极为昂贵的法治代价，破坏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性，并没有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辩证统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对待口供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不仅在纠错聂树斌案中得到体现，而且也再次彰显在王书金案中。虽然两个案件在证据审查上均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范畴，没有在实质上解开民众所关注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谜团，但司法机关对两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是从不同的两条线和侧面，体现出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可以让民众切实地认识到证据审查标准和疑罪从无原则的精神，必须一以贯之地坚守。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该案“真凶”的外围圈较大，并不局限在聂树斌与王书金两人，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没有认定聂树斌是凶手，那么按照非此即彼的思路，王书金就应该是罪犯，这是违背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
最后，在案件事实不能查证属实和依法认定的情形下，由于不具备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的基本前提，就难以进入刑事实体方面的认定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关于王书金的重大立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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