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财富分配不均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资源的配置对农村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等经济层面使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有了滋生的土壤。加之历史原因出现了民族迁徙，迁徙后，为了能在当地长期扎根生存，采取了抱团取暖，形成了宗族势力。有的宗族势力成为农村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又由于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不合理，乡镇、村级基层政权由于权责不对等、人员素质、治理能力等多方面原因，同时由于法律宣传不到位，宣传方式落后，有的基层政权甚至“以恶治恶”、“以暴治暴”来达到维稳的目的，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多种原因综合影响下，出现了农村黑恶势力不断壮大。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成因及提出对策：
一、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成因
（一）经济结构失衡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滋生土壤。
1.财富分配不均，城乡收入、贫富差距拉大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断上升。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的骤然聚集，由于初次分配机制不健全，二次分配财富的流向没有均衡，城乡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出现了仇富仇官现象，延伸至农村，农村收入水平过低，加之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心理不平衡，很多农村人出现了向钱看，为了来钱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有的村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诈骗村”、“吸毒贩毒村”、“传销村”、“ 制造假币村”、“赌博村”等等，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2.城乡社会资源配置不公，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蔓延。一方面，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少，造成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在意识形态和判断分析能力方面较弱，农村黑恶势力比较容易“洗脑”。另一方面，各种农村社会资源争夺变得更加激烈，不但农村黑恶势力争夺社会资源，也有的基层组织利用农村黑恶势力争夺山林土地水利所有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在南方某镇，一村民在有争议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该村另一有黑恶势力背景的村民认为该土地属自己所有，便利用农村黑恶势力清除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强行占有该土地。利用农村黑恶势力背景插手农村社会资源分配，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发展壮大。
3.城镇化不合理的发展，是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重要诱因。过快的城镇化，造成城中村、棚户区、城郊区等问题，这类区域往往是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温床”，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失业率高、治安、卫生、服务等社会环境相对较差等原因，为攫取利益，造成不良青年聚集，从而滋生农村黑恶势力。
（二）历史文化客观程度上对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形成的宗法意识和宗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农村黑恶势力。我国封建社会属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社会，主要以农业为主。由于中原文化的发展扩张、古时北方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原因出现了民族迁徙，迁徙后，为了能在当地长期扎根生存，难以避免出现冲突，为了利益采取了抱团取暖，宗族意识逐步形成。而农村黑恶势力也多半出自宗族势力，有的属于宗族势力的一部分，在宗族冲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古时两村为争夺土地资源发生群体性械斗，死伤无数，造成今天有的南方省份甚至还存在相邻两村互不来往、互不通婚。有的村还每年举行隆重盛大的节日，纪念在械斗中死去的人或庆祝古代该村械斗中取得了胜利。这种以宗法意识建立起来的农村黑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危害更大。
（三）社会治理触角不灵敏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犯罪。
1.乡镇、村级基层政权权责不对等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真空”地带。乡镇基层政权由于人员少，压力大，事务多，在面对农村黑恶势力发展壮大时往往有心无力，有的只要不出现原则性群体性事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还需要农村黑恶势力参与，如某市某镇一村民在外市把某镇一村民打伤后逃回家中，外市某镇村民迅速纠结100多人赶至某市某镇村民家中企图实施报复行动，由于两镇属于两市交界镇，乡镇警力无法应对，该镇黑恶势力迅速纠集人员与外市村民对峙。基层政权权责不对等，助长了农村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2.乡镇、村级基层政权人员素质、治理能力与水平不高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可趁之机”。由于乡镇人少事多的矛盾性结构，加上对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监督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考核机制不健全、干部管理不规范、监督力度弱化等问题，对干部违法犯罪问题有的不能及时处理，甚至还护短，在治理时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有的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利用当地的村痞、流氓来完成各项工作。同时农村黑恶势力新的犯罪模式考验了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财富的增加，一些在外发展有成的所谓“乡绅”、“乡贤”成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并得到一定的政治待遇。这些所谓的“乡绅”“乡贤”以投资的名义，从事黑恶势力犯罪，危害极大。
3.村民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淡薄成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由于村民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往往不借助于法律解决问题，心中也没有法律观念，而主要是通过内部解决或其他手段解决，比如通过家族、宗教势力、行业潜规则、上访等手段去解决化解矛盾。而另一方面来说，农村黑恶势力在农村必然有自身的利益存在和利益诉求，才能维持其自身所谓的“价值”，农村黑恶势力通过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从中赚取差价，造成了更多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黑恶势力犯罪来获得所谓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把自己置于农村黑恶势力的控制之下。
二、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对策
（一）经济发展结构应更加趋向合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1.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一是加大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调节，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在财富的再次分配上，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把真正困难群众列为低保；建立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二是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薪酬制度。建立与知识结构、能力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机制，确保按劳分配落到实处，三是实施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全部贫困人员脱贫，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进一步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深入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2.科学合理推进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和放开户籍入户门槛，让村民更好进城落地发展，建立租售同权的教育机制，让农民工的孩子都能够享受租售同等的免费义务教育，而不是只上民办或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实行就近上学和参加高考。在各项福利上实行租售同权，切实让外地人变成真正的本地人。
（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阵地。
在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阵地时，要广泛开展理论宣传，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三下乡”活动、村级远程教育站、开设广播电视讲座等多种形式，不断深化广大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夯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及时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及经验，进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自觉行动。
（三）党建促综治，推进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首先，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常态化，狠抓“三会一课”的教育工作，不能让基层党组织开展“三会一课”走过场，流于形式，要利用“三会一课”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抓实、认真上好党课，切实让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其次，要深入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要深挖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管牵涉到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从严从重从快打击，要彻底铲除深耕在农村里的“贩毒村”“卖淫村”“诈骗村”，让这些名词彻底消失，要常抓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松懈，公检法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
最后，要加强对农村法治教育。农村法治教育制度，实行谁执法，谁普法，建立普法评价、考核、处罚机制，让普法不再流于形式。创新宣传方式与模式，采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制作具有时代特征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开展法治宣传与教育，对条文实行简单通俗有趣化宣传等等，使能够入村民心脑，使村民在遇到黑恶势力犯罪时能够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推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作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贵港市人民院。)。
一、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成因
（一）经济结构失衡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滋生土壤。
1.财富分配不均，城乡收入、贫富差距拉大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断上升。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的骤然聚集，由于初次分配机制不健全，二次分配财富的流向没有均衡，城乡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出现了仇富仇官现象，延伸至农村，农村收入水平过低，加之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心理不平衡，很多农村人出现了向钱看，为了来钱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有的村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诈骗村”、“吸毒贩毒村”、“传销村”、“ 制造假币村”、“赌博村”等等，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2.城乡社会资源配置不公，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蔓延。一方面，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少，造成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在意识形态和判断分析能力方面较弱，农村黑恶势力比较容易“洗脑”。另一方面，各种农村社会资源争夺变得更加激烈，不但农村黑恶势力争夺社会资源，也有的基层组织利用农村黑恶势力争夺山林土地水利所有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在南方某镇，一村民在有争议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该村另一有黑恶势力背景的村民认为该土地属自己所有，便利用农村黑恶势力清除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强行占有该土地。利用农村黑恶势力背景插手农村社会资源分配，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发展壮大。
3.城镇化不合理的发展，是造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重要诱因。过快的城镇化，造成城中村、棚户区、城郊区等问题，这类区域往往是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温床”，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失业率高、治安、卫生、服务等社会环境相对较差等原因，为攫取利益，造成不良青年聚集，从而滋生农村黑恶势力。
（二）历史文化客观程度上对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形成的宗法意识和宗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农村黑恶势力。我国封建社会属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社会，主要以农业为主。由于中原文化的发展扩张、古时北方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原因出现了民族迁徙，迁徙后，为了能在当地长期扎根生存，难以避免出现冲突，为了利益采取了抱团取暖，宗族意识逐步形成。而农村黑恶势力也多半出自宗族势力，有的属于宗族势力的一部分，在宗族冲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古时两村为争夺土地资源发生群体性械斗，死伤无数，造成今天有的南方省份甚至还存在相邻两村互不来往、互不通婚。有的村还每年举行隆重盛大的节日，纪念在械斗中死去的人或庆祝古代该村械斗中取得了胜利。这种以宗法意识建立起来的农村黑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危害更大。
（三）社会治理触角不灵敏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犯罪。
1.乡镇、村级基层政权权责不对等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真空”地带。乡镇基层政权由于人员少，压力大，事务多，在面对农村黑恶势力发展壮大时往往有心无力，有的只要不出现原则性群体性事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还需要农村黑恶势力参与，如某市某镇一村民在外市把某镇一村民打伤后逃回家中，外市某镇村民迅速纠结100多人赶至某市某镇村民家中企图实施报复行动，由于两镇属于两市交界镇，乡镇警力无法应对，该镇黑恶势力迅速纠集人员与外市村民对峙。基层政权权责不对等，助长了农村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2.乡镇、村级基层政权人员素质、治理能力与水平不高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可趁之机”。由于乡镇人少事多的矛盾性结构，加上对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监督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考核机制不健全、干部管理不规范、监督力度弱化等问题，对干部违法犯罪问题有的不能及时处理，甚至还护短，在治理时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有的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利用当地的村痞、流氓来完成各项工作。同时农村黑恶势力新的犯罪模式考验了乡镇、村一级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财富的增加，一些在外发展有成的所谓“乡绅”、“乡贤”成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并得到一定的政治待遇。这些所谓的“乡绅”“乡贤”以投资的名义，从事黑恶势力犯罪，危害极大。
3.村民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淡薄成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由于村民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往往不借助于法律解决问题，心中也没有法律观念，而主要是通过内部解决或其他手段解决，比如通过家族、宗教势力、行业潜规则、上访等手段去解决化解矛盾。而另一方面来说，农村黑恶势力在农村必然有自身的利益存在和利益诉求，才能维持其自身所谓的“价值”，农村黑恶势力通过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从中赚取差价，造成了更多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黑恶势力犯罪来获得所谓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把自己置于农村黑恶势力的控制之下。
二、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对策
（一）经济发展结构应更加趋向合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1.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一是加大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调节，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在财富的再次分配上，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把真正困难群众列为低保；建立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二是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薪酬制度。建立与知识结构、能力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机制，确保按劳分配落到实处，三是实施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全部贫困人员脱贫，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进一步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深入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2.科学合理推进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和放开户籍入户门槛，让村民更好进城落地发展，建立租售同权的教育机制，让农民工的孩子都能够享受租售同等的免费义务教育，而不是只上民办或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实行就近上学和参加高考。在各项福利上实行租售同权，切实让外地人变成真正的本地人。
（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阵地。
在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阵地时，要广泛开展理论宣传，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三下乡”活动、村级远程教育站、开设广播电视讲座等多种形式，不断深化广大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夯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及时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及经验，进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自觉行动。
（三）党建促综治，推进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首先，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常态化，狠抓“三会一课”的教育工作，不能让基层党组织开展“三会一课”走过场，流于形式，要利用“三会一课”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抓实、认真上好党课，切实让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其次，要深入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要深挖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管牵涉到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从严从重从快打击，要彻底铲除深耕在农村里的“贩毒村”“卖淫村”“诈骗村”，让这些名词彻底消失，要常抓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松懈，公检法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
最后，要加强对农村法治教育。农村法治教育制度，实行谁执法，谁普法，建立普法评价、考核、处罚机制，让普法不再流于形式。创新宣传方式与模式，采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制作具有时代特征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开展法治宣传与教育，对条文实行简单通俗有趣化宣传等等，使能够入村民心脑，使村民在遇到黑恶势力犯罪时能够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推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作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贵港市人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