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 为主题，撰写小论文 信任为话题[朗读]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参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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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66。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村/社区，共抽取了30个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居民对政府绩效感知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居民绩效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务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4.2回归分析。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绝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程倩.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j].学习论坛，2011，27（04）：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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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关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网民群体，未来可以扩展到我国公众，进而从更大的研究范围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适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对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变量，未来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关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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