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这一胜利，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封建割据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族人民从此生活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大家庭之中。
这一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人民结束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
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别国革命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讲的某些个别论断或制定的行动纲领，而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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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课讲稿：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朗读]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至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参与或领导了四大战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顺应全国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树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把全国人民紧密地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党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党积极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总结千百万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党领导全国人民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为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洗礼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4年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了新中国。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
党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之后，党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经过综合分析后，党决定首先应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此实现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史称“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然而，伴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次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却没有对武汉国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确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为革命而斗争。“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这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党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为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大屠杀，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之路，建立并发展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他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训和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与此同时，在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此次大会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出，11月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双方军队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党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内的“左”倾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领导人坚持“左”倾错误，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大量群众参与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为党不仅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把握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党是以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作为出发点的。
在此局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自此以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党终于摆脱了内战的阻碍，开始全力投入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上。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革命道路虽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努力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参与或领导了四大战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顺应全国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树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把全国人民紧密地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党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党积极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总结千百万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党领导全国人民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为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洗礼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4年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了新中国。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
党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之后，党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经过综合分析后，党决定首先应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此实现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史称“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然而，伴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次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却没有对武汉国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确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为革命而斗争。“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这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党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为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大屠杀，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之路，建立并发展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他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训和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与此同时，在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此次大会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出，11月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双方军队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党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内的“左”倾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领导人坚持“左”倾错误，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大量群众参与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为党不仅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把握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党是以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作为出发点的。
在此局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自此以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党终于摆脱了内战的阻碍，开始全力投入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上。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革命道路虽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努力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他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现有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的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剥削统治广大人民的历史，结束了继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时间游戏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扫清了障碍。同时也为当代中国一切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他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现有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的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剥削统治广大人民的历史，结束了继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时间游戏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扫清了障碍。同时也为当代中国一切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至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参与或领导了四大战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顺应全国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树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把全国人民紧密地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党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党积极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总结千百万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党领导全国人民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为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洗礼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4年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了新中国。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
党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之后，党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经过综合分析后，党决定首先应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此实现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史称“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然而，伴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次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却没有对武汉国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确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为革命而斗争。“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这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党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为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大屠杀，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之路，建立并发展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他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训和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与此同时，在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此次大会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出，11月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双方军队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党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内的“左”倾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领导人坚持“左”倾错误，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大量群众参与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为党不仅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把握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党是以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作为出发点的。
在此局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自此以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党终于摆脱了内战的阻碍，开始全力投入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上。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革命道路虽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努力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参与或领导了四大战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顺应全国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树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把全国人民紧密地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党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党积极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总结千百万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党领导全国人民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为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洗礼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4年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了新中国。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
党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之后，党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经过综合分析后，党决定首先应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此实现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史称“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然而，伴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次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却没有对武汉国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确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为革命而斗争。“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这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党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为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大屠杀，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之路，建立并发展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他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训和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与此同时，在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此次大会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出，11月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双方军队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党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内的“左”倾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领导人坚持“左”倾错误，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大量群众参与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为党不仅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把握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党是以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作为出发点的。
在此局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自此以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党终于摆脱了内战的阻碍，开始全力投入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上。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革命道路虽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努力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新思想领航新时代，新目标开启新征程。今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旨在铭记“不忘初心”的领袖嘱托，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历史使命铭记脑中。
红色基因，承载着共产党员的理想信仰和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员的非凡特质和精神内核，她孕育出一个个血火锤炼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一茬茬共产党员身上生根发芽、赓续传承、发扬光大，推动着我党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如果说红色基因是我们的精神族谱，那么对党忠诚就是红色基因的核心要义。回望历史，无数革命英烈用热血和生命，灿烂着精神星河，在红色基因谱系上光荣地书写下“绝对忠诚”的光辉篇章，使忠诚基因在历经风雨洗礼之后，依然赓续绵延、历久弥新。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纷繁复杂的风险考验，必须要捍卫好忠诚基因，坚守信仰高地；我们担负着强国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传承好忠诚家谱，跑好精神接力，让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红心更坚、赤胆更壮、热血更烈，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绽放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
一、解读对党忠诚的灵魂密码，培塑绝对忠诚的政治自觉
纵览97年风雨历程，我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溃散、屡经挫折而愈顽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关键密码就是厚植了红色基因，凝聚起了强大的灵魂伟力，这才一路辉煌，基业长青。
（一）绝对忠诚是永葆性质宗旨的“精神血脉”。
忠诚是一支队伍奋进的灵魂。1937年，为了团结国民党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接受改编，整合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红军官兵虽然改了名，但是一颗红心不改，坚决跟党走不动摇，从没有一支部队因改名换装而被国民党渗透拉拢。新四军军长叶挺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是一直“白皮红心”，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皖南事变”中，叶挺遭到扣压，被囚禁了5年。期间，反动派挖空心思，威逼利诱，但叶挺从来没有屈服。蒋介石曾亲自劝降，“如果你能绝对地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否则，你就算完了。你好好想想再答复我”。叶挺断然回绝，“我不能这样做，枪毙我吧”。1946年重庆谈判时叶挺将军得以出狱。出狱的第二天，他就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申请重新入党的电报：“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定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97年来，一茬茬不同年代、不同出身共产党员，像叶挺一样传承着忠诚族谱，始终不改初心不变质、不改宗旨不变色。在他们身上，一样的忠诚基因，却有不一样的时代表达，延续了精神血脉。
（二）绝对忠诚是赓续优良传统的“红色火种”。
河水因不停的流淌而弥新，传统因忠诚的火种而长久。xx集团军有一个“王杰班”，“王杰班”因战士王杰而命名。他生前在班里每年都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是“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1965年7月14日，他在帮助民兵开展训练时，炸药包发生意外。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人员安全，他扑在炸药包上，以23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悔誓言。随后，全军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神。当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一个王杰牺牲了，却留下了一颗忠诚为党的红色火种。一代代王杰传人，高擎这一火种，不断续写着一代又一代王杰式辉煌。所以说，只要一茬茬党员对党的忠诚丹心不变，保持红色火种不灭，我党的优良传统就能历经风雨考验不断流、不断篇。
（三）绝对忠诚是实现战无不胜的“东方魔力”。
回顾党史军史，军人正因为有了忠诚基因，才有了冲锋陷阵的勇气、一往无前的胆气，在极端困苦、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演绎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幕幕战争绝唱，绘就了“七战七捷”“百团大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战史奇篇。上甘岭战役中，特级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夺取胜利开辟了通道。他牺牲10天后，班长吕慕祥再次演绎了不可思议的壮举——多处负伤的他，拉响手雷扑向敌人地堡。整场战斗中，拉响手榴弹、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的英雄，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面对这座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发射炮弹190万余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也攻不下来的小小山头，美军咒骂志愿军官兵是“用烈性酒麻醉了的疯子”，甚至怀疑中国军人“很可能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从而具备了“东方魔力”。药物当然没有，但“魔力”却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忠诚凝聚起的磅礴力量，使我军横扫千军如卷席，不仅打败了蒋家王朝，更是在同世界上多个国家军人的交锋中捍卫了祖国疆土、打出了军威国威。
二、透析对党忠诚的思想蒙尘，提纯绝对忠诚的觉悟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这一重要论述深入准确阐释了对党绝对忠诚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文化趋向多元多样多变，社会价值呈现多向裂变，不少人出现了“伪忠诚”“亚忠诚”“小聪明”，甚至做出了违法乱纪的出格之事。
（一）“伪忠诚”。
“伪忠诚”就是表面上表态对党忠诚，但是思想上、灵魂上、行动上并不忠诚。这样的“伪忠诚”实质是背叛，这样的“伪忠诚”者实质是政治投机者、行动两面派、道德伪君子，污染着政治生态，对党的形象和事业具有巨大的危害。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情况看，有的表态起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信鬼信神；有的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坚决拥护”的调门唱得比谁都高，“步调一致”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有的思想还停在“旧时代”，过去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不收敛不知止，刀悬头而手不停。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伪忠诚”，他口头上总是信誓旦旦地表白“永远忠于党热爱党”，结果却是“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受”。还有令计划，查处前还在《求是》杂志上大谈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工作中却把主席指示抛到脑后，极尽贪污腐败之事。十九大以来，中纪委已经查处了1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和29名中管干部，都是“伪忠诚”分子？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种“伪忠诚”主要表现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身边也不乏一些苗头和倾向，值得我们警惕。有的口头说加强“理论武装”，声称挤出时间来学习，结果却宁可把精力花在花边新闻和野史上，也不肯学理论、学党史；有的表态要忠诚于党，却对朋友圈里的负面帖子、微信群里的消极言论不抵制，甚至跟风转发、肆意评论；有的说起来对党坦诚、表里如一，但是思想汇报里水分大、真话少，充斥着言不由衷的假话套话；有的面对可能的危险，眼睁睁看着犯人脱逃不敢追，遇有滚石不敢冲，看着洪水肆虐不敢上一线，面对歹徒行凶怕流血；还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教倾向根除不彻底，私底下偷偷“戴佛挂玉”。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刹车，任由发展，必会恶化升级，最终沦为郭徐那样的不忠不诚之人。
（二）“亚忠诚”。
“亚忠诚”就是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绝对”标准有差距的忠诚，属于纯度不够、成色不足、火候不到，没有达到100%，夹着一些杂质和水分。“亚忠诚”看似只差那么一点，关键时可能就是大隐患。红军历史上“第一叛将”龚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叛心。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等许多重要军事行动，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在党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和朱德、毛泽东并列。在国民党“围剿”前期，他犯过“右倾机会主义”，还曾偷偷离队跑回过老家。对此，我们党本着宽容和挽救的心态，批评教育之后原谅了他。但他本人并没有好好改造思想，留下了“亚忠诚”的祸根。随着国民党“围剿”越来越紧迫，他最终在忠诚上打了败仗，倒入了国民党阵营，并带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还企图诱捕项英、陈毅，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战争年代的“亚忠诚”是致命的，和平时期的“亚忠诚”会是“致病”的。当前，在我们身边仍然潜伏有“亚忠诚”的病菌，稍不注意，紧要关头就会引发“病变”。一是思想认识“半桶水”。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一知半解，把看过了当看懂了、听过了当记住了；有的不关心政治，认为搞好业务就行，平时观看新闻、聆听政策宣讲时左耳进、右耳出；缺乏集体意识，看到单位建设发展中的问题，自己有好建议却不提出来。二是落实标准“差一步”。工作只求应付不求过硬，只求比下有余，不去争尖子；政治教育满足于抄抄写写，敷衍了事，不走心、不入脑。三是对人对己“两把尺”。“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盲目自信，看不到自身缺点，别人提出了好建议又愿接受；平时不注意学习他人优点，别人进步了尽说些风凉话，“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大家可能认为，这些现象和忠诚有什么关系吗？殊不知，忠诚无小事，事事连大局。一个小小的“蚁穴”，都有可毁掉忠诚的“大堤”。因此，在对党忠诚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含糊，要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反对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忠诚，做一个绝对听党指挥、令行禁止的忠诚卫士？
（三）“小聪明”。
“小聪明”的人缺乏格局，只盯着自身利益，不从党和国家大局考虑问题，甚至把忠诚当成一种交易。“小聪明”的人看似占到了小便宜，到最后说不定会吃大亏。
历史上，“小聪明”的人和事也不乏其人，比如张申府。他曾是李大钊的左膀右臂、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党内地位不可谓不高。纵观他的一生，始终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地地道道的“小聪明”。1925年，他公开宣布脱党，原因在于不顾团结，意气用事。1938年，在国民党那边也混不下去了，就想着成立一个新党派，于是发起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他又被“民盟”开除。原因就是他当时公开发表文章支持蒋介石“戡乱政策”，污蔑解放军是“匪”。他这么做的原因很可笑：“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块大洋的稿费，我当时真的很需要这3000块钱。”他的夫人、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刘清扬当即刊登离婚启示，宣布与他一刀两断。可以看出，唯名是图、唯利是图，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可能一时得逞，但最终还是被人看透、为人不齿。
对照“小聪明”，在我们身边也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小圈子”。组织观念淡薄，遇到问题不找组织找老乡，有话不找领导找“哥们”；搞亲疏远近，抱团结伙、分类扎堆、分层结圈；民主测评有私心，投感情票、利益票。二是“小算盘”。节日期间夸大个人困难抢休假，得不到满足就闹情绪、撂挑子；不能正确对待岗位分工，挑单位、挑岗位、挑工作；遇有任务、集训、考核时感觉有好处就向前冲，没好处时就想着法子向后躲，撺掇别人上。三是“小聪明”。喜欢做些表面工作，领导在时使劲干，领导不在松一半；平时工作不努力，遇有评功评奖、入党入学等好事时就想托关系、找门路；不踏实老实做事，喜欢做些跑跑跳跳、咋咋呼呼的工作博人眼球。“小聪明”不是小问题，任其发展，就会演变成为“亚忠诚”“伪忠诚”。对我们基层官兵来说，“小聪明”就像鞋里的沙子，阻碍着我们的长远发展、长途跋涉。
三、领会对党忠诚的内涵指向，把握绝对忠诚的精神特质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浴血奋战，实现了国家独立；又以极大的勇气拨乱反正，聚力发展，带领中国迈入世界强国之林，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人民生活、社会面貌、军队建设等方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值得我们信党、为党、护党、随党。对党忠诚，就是要做到“一心信党、一心为党、一心护党、一心随党”。
（一）一心信党。
一心信党，就是要对党理解、认同、拥护，并且是源自真情、发自内心、全心全意，决不允许三心二意、左右摇摆。
在这方面，革命老前辈中就有很多楷模，例如贺龙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南昌起义前，他是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起义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担任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并拒绝了蒋介石亲自送来的500万大洋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在入党宣誓仪式上，他和党代表有以下一段对话——“请你如实回答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还剩多少”“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的社会关系呢”“参加革命后不来往了”。假如不是一心信党，贺龙不会在共产党处境最艰难、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与党患难与共、对党忠贞不渝。我们党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贺龙一样一心信党的人，才一直辉煌到今天。常德市“十大新闻人物”王琪胤一辈子都在向党靠拢，在96岁时终于加入共产党；还有百岁军医苏鸿熙，在99岁入党；琼崖纵队女子连一名红军战士王运梅，102岁高龄时入党。他们始终相信党，用了一辈子去追寻党，这是何等的信念坚定？
信党，就要像老前辈一样，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做到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二）一心为党。
一心为党就是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甘于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使出全部力气、拿出全部才干，不留一点余地。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人为了党和革命奉献金钱，像澎湃，烧掉了家族几千张地契团结工农，变卖了大量祖产支持革命；有人为党牺牲亲人，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和平年代，一批批热血青年为了党的事业，奉献青春年华，无怨无悔。今年“春晚”上，有一位93岁的老人代表全国道德模范致新春祝福。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1958年，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告诉黄旭华，国家计划由他牵头研制核潜艇，但是有三个条件：“时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黄旭华满口答应。他后来讲：“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到回家见到亲人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老以倾其所有的方式诠释了绝对忠诚的人生信条，令人肃然起敬。类似的榜样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时代楷模”黄大年、“当代愚公”黄大发，等等。
（三）一心护党。
一心护党，就是要维护党的权威、爱护党的形象，在反映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弘扬党的传统上保持“共鸣共振”，并勇于同一切损害党的行为作斗争。
朱德、贺龙就是这样一心护党的人。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南下另立“中央”。张国焘那时为红军总政委，朱德是总司令。看到张国焘分裂图谋后，朱德多次晓以大义，耐心劝说。张国焘不仅不听，反而软禁了朱德，要他“支持工作”。朱德凛然说：“要杀要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后来张国焘又煽动其他人一起对朱德施压，在大会上逼他服软，朱德拍案而起：“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贺龙也多次劝说，骂张国焘是“人变的猴子”，并警告他：“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德、贺龙这样的“护党人”，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当前，真刀真枪的反叛者可能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看不见的硝烟，不能对“无声的较量”掉以轻心。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培植的“水军”“走卒”，正打着正义之师、真相家的旗号，解构历史、诋毁领袖、丑化英雄、抹黑传统，推销“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大搞所谓“社会运动”“松土工程”“推墙运动”，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割断我们的精神命脉和红色基因。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勇于举旗捍道，为党发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守住精神“上甘岭”，确保宗旨不移、传统不丢、本色不褪。
（四）一心随党。
一心随党，就是要心无旁骛跟着党、矢志不渝跟着走，与党同心同德、沐风栉雨、百折不回，实现好党的奋斗目标。
习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史。比如，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九起九落”。他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党内元老。但在他60多年的生涯中，先后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面对这一切，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从未对党埋怨。但凡有一点不纯粹，谁能在反反复复的沉浮与蒙冤中始终不改信仰？还有长征期间，300名红军战士被误认为“问题战士”，但是他们一直不肯离开部队。不给发枪不让参加战斗，他们就自愿挑担子、当马夫。给他们平反时有人认为证据还不够，周恩来同志就说：“长征就是最好的证据，如果不是对党百分之百的忠诚，他们绝不会跟着部队完成长征。”。
四、标定对党忠诚的实践要求，书写绝对忠诚的时代芳华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结合实际说来，就是要在学好理论中扎牢忠诚的“根子”，在提纯思想品德中永葆忠诚的“活性”，在坚守规矩中把准忠诚的“戒尺”，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一）强化理论武装自觉。
理论的光芒往往比太阳还要明亮，它是一切行动的启明星。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用科学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有不少同志认为理论太“高大上”，离我们很遥远，这其实没有正确认识理论，不明白它的实践价值。
理论不是空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成就世界瞩目，“厉害了，我的国”成为普遍共识。各国都在关注、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集中反映习主席治国理论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了20多个语种、24个版本，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近700万册。那些认为理论无用处的人，恰恰是因为从未好好学理论，有不少同志只是草草翻了一遍，没有精读细研要点要义，自然感受不到魅力所在、力量所在。
理论不是远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着眼推进强军兴军，针对部队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长远发展存在的矛盾瓶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这两年，军人依法优先、工资待遇不断提高、互联网进军营等实实在在的变化，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写照。眼下的，着眼政治建军的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强军的文职转改政策，科技兴军的“智慧磐石”工程，依法治军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出台，都在极大推进部队建设，改变着我们的执勤、训练、工作和生活。
理论不是大的。理论不仅可以拿来治国理政，更与个人成长进步密切相关。大家还记得西西玛吗？他是个普通的藏族农民儿子，入伍前他不会说汉语、写汉字。但是却凭着努力，学文化、学理论，逐渐成长为部队学习成才标兵和全军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先进典型、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今年他又荣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可以说，是学理论成就了xx。这方面典型还有“十大标兵”xx
由此说来，理论其实很具体、很实在，就在我们身边。当前，我们最紧要的就是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把学原著与学解读、通篇学与重点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传统方法与互联网手段结合起来，借助“六学”机制、十九大知识网上竞赛等载体综合学习，日积月累，结合实际思考，就会有所得。
（二）提纯思想品德修养。
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基本的思想品德，才会对党、对国家有忠诚。党员的忠诚比一般人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在思想品德上应该有更高的纯度。
一要端正“三观”。“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世界本源、价值追求、为人处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要坚定唯物主义观点，学会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立起正确的人生坐标，树立求真务实、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远离不良之风影响；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真善美”，远离“假丑恶”，在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之间学会做出正确选择。
二要净化“三圈”。“三圈”指的是生活圈、交往圈和娱乐圈。“三圈”不是“自留地”，不能随心所欲。要净化“生活圈”，保持共产党员艰苦朴素优良传统，团结友爱，互相谦让；要净化“交往圈”，交往有政治，交往有要求，平时外出、休假在家、网上冲浪时要把住底线不能乱交往；要净化“娱乐圈”，坚决远离赌博，不沉迷游戏，不涉足不健康场所。
三要抵制“三俗”。“三俗”指的是庸俗、低俗、媚俗，长期沉湎其中，必会侵蚀理想信念、扭曲价值观念。平时多看一些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影片，多听一些催人奋进的红色歌曲，多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多读优秀励志书籍，多写人生格言、感悟体会，筑牢思想篱笆，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三）严守政治纪律规矩。
在当前持续强力正风肃纪的态势下，每名同志都要自觉强化规矩观念，熟知熟记政治纪律“十不准”“九个严禁”和“七个决不允许”等规定要求，清醒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哪些事可以主动作为，千万不能无知无畏，稀里糊涂就犯了政治性问题。
一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面对歪风邪气、反面舆论、丑化宣传，要认清真面目，不为所动；面对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内幕和小道消息，坚决做到不看、不听、不信、不传，防止“祸从口出”。
二要盯住微腐败，当个好战士。正风反腐落到基层，重点就是纠治微腐败。对此，我们要对照上级纪委明确的x个方面、x个问题，认真抓好学习和查摆。党员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做到不伸手，对照问题清单抓整改；要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当好监督员、报告员，共同营造基层好风气。
三要互相照镜子，经常拉袖子。关于镜子，唐太宗说过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守好政治纪律和规矩，除了自己反省努力，还需要相互间的提醒帮助。要善于利用等载体，彼此之间多敞开心扉，不妨红红脸、出出汗，互相挑挑毛病、找找刺，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生逢其时，不负时代;天降大任，不辱使命。同志们，新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新时代的使命催人奋起，让我们从忠诚基因中汲取奋力前行的磅礴力量，不畏浮云，击水中流，书写属于我们这代党员的芳华与荣光。
红色基因，承载着共产党员的理想信仰和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员的非凡特质和精神内核，她孕育出一个个血火锤炼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一茬茬共产党员身上生根发芽、赓续传承、发扬光大，推动着我党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如果说红色基因是我们的精神族谱，那么对党忠诚就是红色基因的核心要义。回望历史，无数革命英烈用热血和生命，灿烂着精神星河，在红色基因谱系上光荣地书写下“绝对忠诚”的光辉篇章，使忠诚基因在历经风雨洗礼之后，依然赓续绵延、历久弥新。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纷繁复杂的风险考验，必须要捍卫好忠诚基因，坚守信仰高地；我们担负着强国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传承好忠诚家谱，跑好精神接力，让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红心更坚、赤胆更壮、热血更烈，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绽放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
一、解读对党忠诚的灵魂密码，培塑绝对忠诚的政治自觉
纵览97年风雨历程，我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溃散、屡经挫折而愈顽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关键密码就是厚植了红色基因，凝聚起了强大的灵魂伟力，这才一路辉煌，基业长青。
（一）绝对忠诚是永葆性质宗旨的“精神血脉”。
忠诚是一支队伍奋进的灵魂。1937年，为了团结国民党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接受改编，整合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红军官兵虽然改了名，但是一颗红心不改，坚决跟党走不动摇，从没有一支部队因改名换装而被国民党渗透拉拢。新四军军长叶挺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是一直“白皮红心”，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皖南事变”中，叶挺遭到扣压，被囚禁了5年。期间，反动派挖空心思，威逼利诱，但叶挺从来没有屈服。蒋介石曾亲自劝降，“如果你能绝对地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否则，你就算完了。你好好想想再答复我”。叶挺断然回绝，“我不能这样做，枪毙我吧”。1946年重庆谈判时叶挺将军得以出狱。出狱的第二天，他就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申请重新入党的电报：“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定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97年来，一茬茬不同年代、不同出身共产党员，像叶挺一样传承着忠诚族谱，始终不改初心不变质、不改宗旨不变色。在他们身上，一样的忠诚基因，却有不一样的时代表达，延续了精神血脉。
（二）绝对忠诚是赓续优良传统的“红色火种”。
河水因不停的流淌而弥新，传统因忠诚的火种而长久。xx集团军有一个“王杰班”，“王杰班”因战士王杰而命名。他生前在班里每年都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是“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1965年7月14日，他在帮助民兵开展训练时，炸药包发生意外。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人员安全，他扑在炸药包上，以23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悔誓言。随后，全军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神。当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一个王杰牺牲了，却留下了一颗忠诚为党的红色火种。一代代王杰传人，高擎这一火种，不断续写着一代又一代王杰式辉煌。所以说，只要一茬茬党员对党的忠诚丹心不变，保持红色火种不灭，我党的优良传统就能历经风雨考验不断流、不断篇。
（三）绝对忠诚是实现战无不胜的“东方魔力”。
回顾党史军史，军人正因为有了忠诚基因，才有了冲锋陷阵的勇气、一往无前的胆气，在极端困苦、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演绎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幕幕战争绝唱，绘就了“七战七捷”“百团大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战史奇篇。上甘岭战役中，特级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夺取胜利开辟了通道。他牺牲10天后，班长吕慕祥再次演绎了不可思议的壮举——多处负伤的他，拉响手雷扑向敌人地堡。整场战斗中，拉响手榴弹、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的英雄，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面对这座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发射炮弹190万余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也攻不下来的小小山头，美军咒骂志愿军官兵是“用烈性酒麻醉了的疯子”，甚至怀疑中国军人“很可能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从而具备了“东方魔力”。药物当然没有，但“魔力”却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忠诚凝聚起的磅礴力量，使我军横扫千军如卷席，不仅打败了蒋家王朝，更是在同世界上多个国家军人的交锋中捍卫了祖国疆土、打出了军威国威。
二、透析对党忠诚的思想蒙尘，提纯绝对忠诚的觉悟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这一重要论述深入准确阐释了对党绝对忠诚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文化趋向多元多样多变，社会价值呈现多向裂变，不少人出现了“伪忠诚”“亚忠诚”“小聪明”，甚至做出了违法乱纪的出格之事。
（一）“伪忠诚”。
“伪忠诚”就是表面上表态对党忠诚，但是思想上、灵魂上、行动上并不忠诚。这样的“伪忠诚”实质是背叛，这样的“伪忠诚”者实质是政治投机者、行动两面派、道德伪君子，污染着政治生态，对党的形象和事业具有巨大的危害。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情况看，有的表态起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信鬼信神；有的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坚决拥护”的调门唱得比谁都高，“步调一致”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有的思想还停在“旧时代”，过去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不收敛不知止，刀悬头而手不停。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伪忠诚”，他口头上总是信誓旦旦地表白“永远忠于党热爱党”，结果却是“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受”。还有令计划，查处前还在《求是》杂志上大谈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工作中却把主席指示抛到脑后，极尽贪污腐败之事。十九大以来，中纪委已经查处了1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和29名中管干部，都是“伪忠诚”分子？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种“伪忠诚”主要表现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身边也不乏一些苗头和倾向，值得我们警惕。有的口头说加强“理论武装”，声称挤出时间来学习，结果却宁可把精力花在花边新闻和野史上，也不肯学理论、学党史；有的表态要忠诚于党，却对朋友圈里的负面帖子、微信群里的消极言论不抵制，甚至跟风转发、肆意评论；有的说起来对党坦诚、表里如一，但是思想汇报里水分大、真话少，充斥着言不由衷的假话套话；有的面对可能的危险，眼睁睁看着犯人脱逃不敢追，遇有滚石不敢冲，看着洪水肆虐不敢上一线，面对歹徒行凶怕流血；还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教倾向根除不彻底，私底下偷偷“戴佛挂玉”。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刹车，任由发展，必会恶化升级，最终沦为郭徐那样的不忠不诚之人。
（二）“亚忠诚”。
“亚忠诚”就是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绝对”标准有差距的忠诚，属于纯度不够、成色不足、火候不到，没有达到100%，夹着一些杂质和水分。“亚忠诚”看似只差那么一点，关键时可能就是大隐患。红军历史上“第一叛将”龚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叛心。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等许多重要军事行动，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在党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和朱德、毛泽东并列。在国民党“围剿”前期，他犯过“右倾机会主义”，还曾偷偷离队跑回过老家。对此，我们党本着宽容和挽救的心态，批评教育之后原谅了他。但他本人并没有好好改造思想，留下了“亚忠诚”的祸根。随着国民党“围剿”越来越紧迫，他最终在忠诚上打了败仗，倒入了国民党阵营，并带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还企图诱捕项英、陈毅，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战争年代的“亚忠诚”是致命的，和平时期的“亚忠诚”会是“致病”的。当前，在我们身边仍然潜伏有“亚忠诚”的病菌，稍不注意，紧要关头就会引发“病变”。一是思想认识“半桶水”。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一知半解，把看过了当看懂了、听过了当记住了；有的不关心政治，认为搞好业务就行，平时观看新闻、聆听政策宣讲时左耳进、右耳出；缺乏集体意识，看到单位建设发展中的问题，自己有好建议却不提出来。二是落实标准“差一步”。工作只求应付不求过硬，只求比下有余，不去争尖子；政治教育满足于抄抄写写，敷衍了事，不走心、不入脑。三是对人对己“两把尺”。“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盲目自信，看不到自身缺点，别人提出了好建议又愿接受；平时不注意学习他人优点，别人进步了尽说些风凉话，“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大家可能认为，这些现象和忠诚有什么关系吗？殊不知，忠诚无小事，事事连大局。一个小小的“蚁穴”，都有可毁掉忠诚的“大堤”。因此，在对党忠诚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含糊，要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反对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忠诚，做一个绝对听党指挥、令行禁止的忠诚卫士？
（三）“小聪明”。
“小聪明”的人缺乏格局，只盯着自身利益，不从党和国家大局考虑问题，甚至把忠诚当成一种交易。“小聪明”的人看似占到了小便宜，到最后说不定会吃大亏。
历史上，“小聪明”的人和事也不乏其人，比如张申府。他曾是李大钊的左膀右臂、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党内地位不可谓不高。纵观他的一生，始终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地地道道的“小聪明”。1925年，他公开宣布脱党，原因在于不顾团结，意气用事。1938年，在国民党那边也混不下去了，就想着成立一个新党派，于是发起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他又被“民盟”开除。原因就是他当时公开发表文章支持蒋介石“戡乱政策”，污蔑解放军是“匪”。他这么做的原因很可笑：“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块大洋的稿费，我当时真的很需要这3000块钱。”他的夫人、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刘清扬当即刊登离婚启示，宣布与他一刀两断。可以看出，唯名是图、唯利是图，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可能一时得逞，但最终还是被人看透、为人不齿。
对照“小聪明”，在我们身边也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小圈子”。组织观念淡薄，遇到问题不找组织找老乡，有话不找领导找“哥们”；搞亲疏远近，抱团结伙、分类扎堆、分层结圈；民主测评有私心，投感情票、利益票。二是“小算盘”。节日期间夸大个人困难抢休假，得不到满足就闹情绪、撂挑子；不能正确对待岗位分工，挑单位、挑岗位、挑工作；遇有任务、集训、考核时感觉有好处就向前冲，没好处时就想着法子向后躲，撺掇别人上。三是“小聪明”。喜欢做些表面工作，领导在时使劲干，领导不在松一半；平时工作不努力，遇有评功评奖、入党入学等好事时就想托关系、找门路；不踏实老实做事，喜欢做些跑跑跳跳、咋咋呼呼的工作博人眼球。“小聪明”不是小问题，任其发展，就会演变成为“亚忠诚”“伪忠诚”。对我们基层官兵来说，“小聪明”就像鞋里的沙子，阻碍着我们的长远发展、长途跋涉。
三、领会对党忠诚的内涵指向，把握绝对忠诚的精神特质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浴血奋战，实现了国家独立；又以极大的勇气拨乱反正，聚力发展，带领中国迈入世界强国之林，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人民生活、社会面貌、军队建设等方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值得我们信党、为党、护党、随党。对党忠诚，就是要做到“一心信党、一心为党、一心护党、一心随党”。
（一）一心信党。
一心信党，就是要对党理解、认同、拥护，并且是源自真情、发自内心、全心全意，决不允许三心二意、左右摇摆。
在这方面，革命老前辈中就有很多楷模，例如贺龙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南昌起义前，他是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起义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担任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并拒绝了蒋介石亲自送来的500万大洋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在入党宣誓仪式上，他和党代表有以下一段对话——“请你如实回答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还剩多少”“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的社会关系呢”“参加革命后不来往了”。假如不是一心信党，贺龙不会在共产党处境最艰难、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与党患难与共、对党忠贞不渝。我们党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贺龙一样一心信党的人，才一直辉煌到今天。常德市“十大新闻人物”王琪胤一辈子都在向党靠拢，在96岁时终于加入共产党；还有百岁军医苏鸿熙，在99岁入党；琼崖纵队女子连一名红军战士王运梅，102岁高龄时入党。他们始终相信党，用了一辈子去追寻党，这是何等的信念坚定？
信党，就要像老前辈一样，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做到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二）一心为党。
一心为党就是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甘于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使出全部力气、拿出全部才干，不留一点余地。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人为了党和革命奉献金钱，像澎湃，烧掉了家族几千张地契团结工农，变卖了大量祖产支持革命；有人为党牺牲亲人，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和平年代，一批批热血青年为了党的事业，奉献青春年华，无怨无悔。今年“春晚”上，有一位93岁的老人代表全国道德模范致新春祝福。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1958年，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告诉黄旭华，国家计划由他牵头研制核潜艇，但是有三个条件：“时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黄旭华满口答应。他后来讲：“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到回家见到亲人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老以倾其所有的方式诠释了绝对忠诚的人生信条，令人肃然起敬。类似的榜样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时代楷模”黄大年、“当代愚公”黄大发，等等。
（三）一心护党。
一心护党，就是要维护党的权威、爱护党的形象，在反映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弘扬党的传统上保持“共鸣共振”，并勇于同一切损害党的行为作斗争。
朱德、贺龙就是这样一心护党的人。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南下另立“中央”。张国焘那时为红军总政委，朱德是总司令。看到张国焘分裂图谋后，朱德多次晓以大义，耐心劝说。张国焘不仅不听，反而软禁了朱德，要他“支持工作”。朱德凛然说：“要杀要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后来张国焘又煽动其他人一起对朱德施压，在大会上逼他服软，朱德拍案而起：“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贺龙也多次劝说，骂张国焘是“人变的猴子”，并警告他：“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德、贺龙这样的“护党人”，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当前，真刀真枪的反叛者可能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看不见的硝烟，不能对“无声的较量”掉以轻心。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培植的“水军”“走卒”，正打着正义之师、真相家的旗号，解构历史、诋毁领袖、丑化英雄、抹黑传统，推销“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大搞所谓“社会运动”“松土工程”“推墙运动”，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割断我们的精神命脉和红色基因。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勇于举旗捍道，为党发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守住精神“上甘岭”，确保宗旨不移、传统不丢、本色不褪。
（四）一心随党。
一心随党，就是要心无旁骛跟着党、矢志不渝跟着走，与党同心同德、沐风栉雨、百折不回，实现好党的奋斗目标。
习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史。比如，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九起九落”。他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党内元老。但在他60多年的生涯中，先后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面对这一切，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从未对党埋怨。但凡有一点不纯粹，谁能在反反复复的沉浮与蒙冤中始终不改信仰？还有长征期间，300名红军战士被误认为“问题战士”，但是他们一直不肯离开部队。不给发枪不让参加战斗，他们就自愿挑担子、当马夫。给他们平反时有人认为证据还不够，周恩来同志就说：“长征就是最好的证据，如果不是对党百分之百的忠诚，他们绝不会跟着部队完成长征。”。
四、标定对党忠诚的实践要求，书写绝对忠诚的时代芳华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结合实际说来，就是要在学好理论中扎牢忠诚的“根子”，在提纯思想品德中永葆忠诚的“活性”，在坚守规矩中把准忠诚的“戒尺”，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一）强化理论武装自觉。
理论的光芒往往比太阳还要明亮，它是一切行动的启明星。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用科学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有不少同志认为理论太“高大上”，离我们很遥远，这其实没有正确认识理论，不明白它的实践价值。
理论不是空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成就世界瞩目，“厉害了，我的国”成为普遍共识。各国都在关注、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集中反映习主席治国理论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了20多个语种、24个版本，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近700万册。那些认为理论无用处的人，恰恰是因为从未好好学理论，有不少同志只是草草翻了一遍，没有精读细研要点要义，自然感受不到魅力所在、力量所在。
理论不是远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着眼推进强军兴军，针对部队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长远发展存在的矛盾瓶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这两年，军人依法优先、工资待遇不断提高、互联网进军营等实实在在的变化，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写照。眼下的，着眼政治建军的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改革强军的文职转改政策，科技兴军的“智慧磐石”工程，依法治军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出台，都在极大推进部队建设，改变着我们的执勤、训练、工作和生活。
理论不是大的。理论不仅可以拿来治国理政，更与个人成长进步密切相关。大家还记得西西玛吗？他是个普通的藏族农民儿子，入伍前他不会说汉语、写汉字。但是却凭着努力，学文化、学理论，逐渐成长为部队学习成才标兵和全军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先进典型、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今年他又荣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可以说，是学理论成就了xx。这方面典型还有“十大标兵”xx
由此说来，理论其实很具体、很实在，就在我们身边。当前，我们最紧要的就是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把学原著与学解读、通篇学与重点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传统方法与互联网手段结合起来，借助“六学”机制、十九大知识网上竞赛等载体综合学习，日积月累，结合实际思考，就会有所得。
（二）提纯思想品德修养。
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基本的思想品德，才会对党、对国家有忠诚。党员的忠诚比一般人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在思想品德上应该有更高的纯度。
一要端正“三观”。“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世界本源、价值追求、为人处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要坚定唯物主义观点，学会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立起正确的人生坐标，树立求真务实、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远离不良之风影响；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真善美”，远离“假丑恶”，在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之间学会做出正确选择。
二要净化“三圈”。“三圈”指的是生活圈、交往圈和娱乐圈。“三圈”不是“自留地”，不能随心所欲。要净化“生活圈”，保持共产党员艰苦朴素优良传统，团结友爱，互相谦让；要净化“交往圈”，交往有政治，交往有要求，平时外出、休假在家、网上冲浪时要把住底线不能乱交往；要净化“娱乐圈”，坚决远离赌博，不沉迷游戏，不涉足不健康场所。
三要抵制“三俗”。“三俗”指的是庸俗、低俗、媚俗，长期沉湎其中，必会侵蚀理想信念、扭曲价值观念。平时多看一些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影片，多听一些催人奋进的红色歌曲，多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多读优秀励志书籍，多写人生格言、感悟体会，筑牢思想篱笆，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三）严守政治纪律规矩。
在当前持续强力正风肃纪的态势下，每名同志都要自觉强化规矩观念，熟知熟记政治纪律“十不准”“九个严禁”和“七个决不允许”等规定要求，清醒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哪些事可以主动作为，千万不能无知无畏，稀里糊涂就犯了政治性问题。
一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面对歪风邪气、反面舆论、丑化宣传，要认清真面目，不为所动；面对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内幕和小道消息，坚决做到不看、不听、不信、不传，防止“祸从口出”。
二要盯住微腐败，当个好战士。正风反腐落到基层，重点就是纠治微腐败。对此，我们要对照上级纪委明确的x个方面、x个问题，认真抓好学习和查摆。党员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做到不伸手，对照问题清单抓整改；要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当好监督员、报告员，共同营造基层好风气。
三要互相照镜子，经常拉袖子。关于镜子，唐太宗说过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守好政治纪律和规矩，除了自己反省努力，还需要相互间的提醒帮助。要善于利用等载体，彼此之间多敞开心扉，不妨红红脸、出出汗，互相挑挑毛病、找找刺，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生逢其时，不负时代;天降大任，不辱使命。同志们，新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新时代的使命催人奋起，让我们从忠诚基因中汲取奋力前行的磅礴力量，不畏浮云，击水中流，书写属于我们这代党员的芳华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