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基层党建工作存的问题
(一)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弱化”。一是个别单位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存在重经济、轻党建的倾向,对党建工作责任制执行不力,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意识不强,“一岗两责”落实不到位。二是少数同志不愿意做党务工作,主要精力集中抓经济工作及业务工作上,对党建工作只是应付、被动地去做,对党建工作组织不力,抓得不紧。三是个别单位党的组织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党组织的单独活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行政行为所代替,而支部活动则被干部职工活动所代替。
(二)组织教育活动不经常。部分基层党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够全面,没有将组织教育纳入支部重要议事日程,存在重工作、轻学习的现象地区。特别是个别单位对组织生活制度抓得不实,流于形式。在抓党员思想教育中,不注重对党员的集中学习,缺乏对科学文化、基本技能、法制理念、文化素养的教育,使得一些党员对政治学习兴趣不浓,导致业务理论一知半解,工作水平和能力平平,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宗旨意识有所淡化。
(三)抓中心议大事能力不强。主要是对什么是中心、如何抓中心把握不准,分不清哪些是重大问题,哪些是一般问题,该管的没管住,该放的没放开,大事议不透,小事议不完。片面认为,党支部就是研究表彰奖励、党员发展、经费开支等问题,未能将年度、贯彻上级重大决策、阶段性重大工作同经济工作齐抓共管,直接造成了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分离脱节?
(四)党员先锋意识“淡化”。一些基层党组织不注重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致使个别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有的党员党性淡簿,日常工作中把自已等同于普通群众,只顾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观念;有的党员工作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得过且过,工作上不求进取,少数党员只缴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有的党费也要催缴,还有的甚至连党费也不愿意按规定标准缴纳。这些个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工作的健康发展。对此,必须认真加以改进和解决。
(五)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虚化”。一些基层党组织制度不完善,管理松懈,支部组织生活不健全,“三会一课”制度坚持不好,个别支部存在着行政会、业务会与支部会兼顾开,支部大会不规范不严肃;在对党员管理结果的衡量上,往往把行政业务工作开展得好坏,作为评价全年工作成绩的主要依据,而对政治表现、自身综合素质等难以实施准确的评价考核;有的党务工作者从未经过系统的培训,党务知识懂得不多,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管理缺乏力度。
思想认识不到位。基层党建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部分党员“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还根深蒂固,党建工作摆不上应有的位置,即使抓党建工作也是被动应付,缺乏搞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
(六)党建工作机制不完善。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奖惩办法、党员的教育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缺乏必要的实施手段,号召力不强,推动力不够,工作难以开展。
(七)党建工作内容不丰富。基层党内组织生活缺少创新,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枯燥,方式方法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党建工作的载体创新不够,基层党建工作无特色。
(八)党内监督不健全。基层党内监督机制缺乏抓手,不够健全,渠道不太畅通;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内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接受监督自觉性不高,存在着不愿监督和不敢监督的现象,基层党组织的管理、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九)党建工作保障不力。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人员等保障措施不落实。一方面,因缺少经费,造成基层党组织学习教育难、开展活动难、推进工作难;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党务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兼职,本身承担较多的业务工作,造成无时间、无精力去抓党务工作。同时,党务干部参加培训少,部分党务干部缺乏必要的党务知识,对新形势、新任务下的党务工作难以适应。
二、做好当前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议措施
(一)提高认识,创新党建工作的思想观念。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一是深刻认识基层党建工作服务中心的重要作用。要树立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观念,要明确党建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发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作为求地位,以地位谋作为,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到干部职工关心的热点上、难点上,放到机关作风的改进上,体现在各项业务工作的落实上,形成与业务工作相互渗透、互相促进的局面,充分发挥好党建工作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二是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要克服“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较软,内容较虚、中心、业务工作为主,党建工作为辅”的思想,要充分认识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党务干部的重要职责,树立“理直气壮抓党建、尽心尽职抓党建”的思想,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合力与感召力;要坚持“虚工实做”,以党建工作实效去推动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强化管理,健全党建工作机制。要坚持党建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机关党建工作机制。一是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要负起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把党建作为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定期研究;其他党组组领导同志也要按“一岗双责”的要求,积极支持和配合做好分管联系单位的党建工作,形成党建与经济、业务工作齐抓共管的工作责任机制。二是建立党建工作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机关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及领导体制上的特殊性,决定只有通过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才能引导党组织自觉地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提高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三是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先进性;要把对党员的管理与实行目标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要继续实行党员示范窗口、党员示范岗等党建工作激励机制,更好地激发党员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
(三)深化认识,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一是要克服和纠正重经济,轻党建的错误思想,摆正党务与经济行政业务的关系。要把党建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管党的政治责任,要按照“聚精会神抓党建”的要求,用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抓党建工作,要把党建工作同行政、业务、经济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检查,一同落实;二是要强化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制。实行分级负责,一级抓一级,努力构建党组织的领导带头抓党建,行政领导重视支持抓党建,党务工作者自觉主动抓党建,从上到下层层抓党建的新局面;三是要切实加强基层党务干部队伍的建设。要配齐党务干部,尤其要把那些思想好、能力强、对党建工作热心的同志放到这个岗位上来,要做好对党务干部的培训工作,使其逐步成为党务干部的行家;四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党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管理组织,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最主要的就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使支部活动经常开展起来,通过支部活动把每个党员的教育、管理、 监督工作抓起来,把党员的力量凝聚起来,只有这样党要管党的责任才能落到实处,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强化措施,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新变化。一是抓制度完善。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制度,切实提高“三会一课”特别是民主生活会的质量,严格执行民主生活会的程序和要求,扎扎实实地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级党组织要加强指导,强化监督,严格考核。二是抓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要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发挥作用为目标,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管理,要突出抓好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好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同时,对党员队伍的管理从八小时内向八小时外延伸,坚持以制度为保障,以家庭和社会监督为防线,建立起单位、家庭、社会管理和监督的“互动机制”,要加大对党员的考核力度,对党性不强或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党员,各支部要做好帮教工作,找他们谈心,指出问题,提高他们的党员意识,激发他们的活力,对不称职的党员,要及时给予严肃处理,以提高党的纯洁性和威信。三是抓党员的能力建设。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通过每一级党的组织和每一名党员干部的能力来体现,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要着力提高党员的技能,开展“岗位练兵”“传、帮、带”活动,把岗位能手、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和后备干部,营造党员干部带头学技能,带领大家学技能的氛围,以此来推进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五)立足本职,丰富党建工作内容。要围绕全党的中心工作,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工商职能工作任务的完成作为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的载体,丰富党建工作内容,在工作方式上有所改进和突破;要结合机关业务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党建活动,突出政治性、针对性、有效性、渗透性,不搞形式主义,要在化解矛盾、理顺关系、调动积极性等方面来体现党建工作的成效,推进党的建设。
(六)加强教育,落实党内监督机制。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提高机关党员干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要按照党章的总体要求和监督条例的具体规定,强化机关党组织的纪检机构的监督职能,大力推进党务公开,对党员干部实行全方位、宽领域的监督,并切实加大对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的处置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七)完善制度,为党建工作提供保障。一是党务干部队伍专业化。专业稳定的党务干部队伍是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作的基础,要改变党务干部兼职的现状,使基层党建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二是建立党务干部的学习培训制度。要加大学习培训的力度,为党务干部提供学习、考察、参观的机会,拓宽知识面,使党务干部成为“专党务、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增强搞好机关党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保证机关党建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建立经费保障制度。根据党建工作需要,制订各基层党组织年度经费预算计划,纳入单位开支的预算之中,改变党建工作无钱开展的尴尬局面,为保证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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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朗读]
摘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和联结方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任务、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需要。
关键词:党的建设;先进性建设;农村基层党建;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126-03。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承担着巩固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团结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群众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一些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严重下降,主导地位逐渐丧失,出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边缘化现象。最近,笔者对湖南省华容县农村党建工作进行了认真调研,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华容县共有398个行政村,村支部398个,村支书、主任交叉任职8人;支部书记50岁以上的115名,36~50岁的245名,20~35岁的38名;支部书记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1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有335人;全县共有农村党员25516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778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0738人。总的来说,经过近几年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华容县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村级班子结构得到优化;村级管理日趋规范;后进贫困村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村级组织的工作水平得到提升。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成绩巨大,经验宝贵,有力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部分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与先锋模范的新标准不相适应,作用难发挥。
据2008年12月底统计,当前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不同程度地存在“四偏”现象:其一是年龄偏高。华容县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仅占13%,55岁以上的占32%,“两个党员六颗牙”的情况依然存在。其二是文化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6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其三是贫困面偏大。家庭生活状况一般的占50.4%,生活困难的占13.5%。其四是流动党员偏多。占比达到15.5%。“四偏”现象的存在,导致农村基层党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思想上先进性不够。少数党员信仰动摇,宗旨淡薄,“不信共产主义不信党,而信神信鬼信钞票”;少数党员组织观念淡薄,认为“党员不党员,就差两毛钱”,不与组织联系,不过组织生活;少数党员缺乏政治素养,理论上说不清、做法上看不惯、行动上跟不上,甚至对党的政策无原则地品头论足。二是作风上美誉度不高。少数党员学习上要求不严,思想空虚,精神消沉;工作上敷衍了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生活上“不管理想不理想,只想收入年年长,不想尽义务,只想捞好处”;行动上目无法纪,极个别的党员甚至组织、策划、操纵、参与无理上访、阻工、闹事。三是本领上带动力不强。从基层组织来看,有的村没有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减少,基层组织运转难,党员活动开展难,公益建设加强难。从基层党员来看,有的不能带头参加公益活动,不愿参与村级工作,不想带领群众致富;有的既无本领,又无本钱,创业无路,甚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无力率先致富,更无能带领群众奔小康。
2.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与党的建设的新任务不相适应,责任难落实。
随着农村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的深入,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性逐步减弱,自主性日益增强,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有弱化趋势。一是领导职责不过硬。相对于计划生育、社会稳定、财税增长等“一票否决”的硬指标来说,党建工作是一项软指标,刚性不强,导致部分基层领导对党建工作定位不准,在工作中存在重经济轻党务、重布置轻考核、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二是工作方法不对路。管理理念陈旧,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利等陈旧观念根深蒂固;工作指导模式单一,习惯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式方法,没有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起来,基层党员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充分发挥;组织设置模式滞后,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组织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党员流动性增大对党员管理的新要求,出现了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党员的问题;组织活动开展模式老套,传统的开会、学习、义务劳动等党建活动的吸引力在逐步减弱,党组织和党员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在逐步减弱,极少数党员义务不履行、开会不参加、公益事业建设不参与、集体活动不投入;教育培训模式落后,以会代训、短期快训,存在目标不确定、标准不统一、内容不实用、形式不灵活、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三是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村级班子建设、农村党员干部的实绩考核没有科学具体的评估标准和实施细则,监管的制度化程度低;由于村干部是“民”不是“官”,经济待遇也不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撂挑子”,不便于严格监管?
3.有关政策的配套和落实与农村发展的新情况不相适应,工作难推动。
一是从职能定位来看,“两委”职责定位不明确。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从制度层面理顺,矛盾和内耗比较大,组织的凝聚力、创新力、发展力不强,宗族势力乘虚而入,个别村的宗族势力有时甚至左右“两委”。二是从制度层面来看,有的政策与基层实际不符,不执行难,执行亦难,有时甚至执行更难。比如,村民“陈欠”问题,“三提五统”资金该收的过去没收,现在收不上,只好由乡(镇)村垫付,形成新的债务,而过去应该收的已交了的群众又强烈要求乡(镇)村退还,而乡(镇)村则无力也不应该退还,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如“两新”组织的党的建设,中央有政策,但尚无可操作的细则,难以有效落实到位。三是从资金配套来看,配套资金难以全部到位,产生新的矛盾。近年来,中央在基层组织运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加大了投入力度,同时要求基层在资金上进行配套。由于县乡和村一级财力有限,配套资金难以全部到位,要么到位了又产生新的债务,群众不满意。
4.少数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与农村工作的新变化不相适应,关系难和谐。
一是从乡村层面来看,干群关系密切难。有的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自己文化素质提高了,但思想政治素质不高,“政治上不怕你,生活上不靠你,工作上不理你,出了问题就找你”;有的基层干部思想僵化,方法老套,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工作一筹莫展;有的基层干部的心思没有放在群众身上,“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群众埋怨“不知道干部在干些什么”,导致干部所办的不是群众所需的,群众不领情、不认可、不买账,甚至发生冲突;有的基层干部“私”字当头,工作不负责任,群众意见大?
二是从县级及县直部门领导干部层面来看,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增大。一是干部成长、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党员干部更容易受到腐蚀,更容易淡化、忘记甚至背离党的宗旨,把权力当做个人的一种“风光”,一种“享受”,一种“满足”,甚至“以利补位,以利补权”,不乐于密切联系群众。二是群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维权意识增强了,管理的难度加大了,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畏惧心理,不敢于密切联系群众。三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种问题和矛盾复杂多变,解决起来难度大、时间长,老办法不管用,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勤于密切联系群众。四是有的干部热衷于“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看不到群众的疾苦,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摸不到群众的实情,与群众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无意于密切联系群众。五是有的党员干部把市场经济错误地理解为“能人经济”,看不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加上干部制度不健全,使一些跑官要官者得到了好处,更加强化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跑上”行为,热衷于攀大权、附大势、傍大款,不屑于密切联系群众。六是有的党员干部有时对群众态度恶劣、作风粗暴、方法简单,“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不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5.基层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措施与职责权利的新诉求不相适应,队伍难稳定。
一是思想情绪难平。有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权力不大责任大,措施不硬指标硬,级别不高要求高”,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重、压力大,经常神经高度紧张,心理调适能力脆弱,情绪不稳定,调动、进城的念头时常浮现在心海。二是工作队伍难稳。村干部是没有级别的“官”,是不在编的“干部”,政治前途到党支部书记就封了顶,加之工作的数量和难度大,在位时待遇偏低,离职后医疗、养老等方面保障不够,有的村干部觉得“政治上有盼头,工作上有奔头,经济上有想头,待遇上有甜头”,不想当村干部,有的干脆丢下村干部工作,外出打工。三是后备力量难找。农村党员难发展、村级后备干部难培养,乡村两级基层党组织“留不住人、引不进人、后继无人”的现象尚未根本消除。一方面,一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致富路子的年轻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当村干部,另一方面,有的人动机不纯,威望不高,出于个人或宗族利益,又千方百计去当村干部。
二、加强和改进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对策思考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政策方面的,有工作方面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迫切需要强化党建工作措施,创新党建工作方法,从而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1.进一步完善党员教育机制,为基层党员“补脑”。
一是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开通基层党员教育专用卫星电视频道,开辟“空中课堂”,依托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加强基层党员教育。二是突出党校教育主阵地。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课题纳入省、市、县级党校干部培训的内容,形成各级领导重视、熟悉、了解基层党的建设的教育机制;将农村骨干党员教育纳入市县党校培训规划;将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纳入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开展素质教育大行动。制定全党特别是农村基层党员素质教育中长期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农村基层党员为主要对象的科技素质教育大行动,着力培养一批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双强”型党员,增强基层党员致富带富能力。
2.进一步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为基层组织“强身”。
一是健全村级党组织工作规则。从党内法律法规上进一步理顺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就农村党支部的地位、职责、任务、选拔和淘汰、表彰和奖励、监督和约束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二是健全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健全各级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畅通民意渠道,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和实情予民、实惠予民、实权予民制度化、规范化,保障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党员干部不乐于联系群众、不敢于联系群众、不勤于联系群众、无意于联系群众、不屑于联系群众、不善于联系群众的问题。三是全面推行党建工作绩效管理。进一步完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乡(镇)、村级党组织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绩效评估推进县、乡(镇)、村级党组织管理创新,同时,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评估农村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与经济发展业绩一并评估,防止和消除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的现象。四是创新组织设置方式。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鼓励支持按产业、行业划分建立特色党组织,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工业园区、行业协会中。
3.进一步强化激励保障措施,为基层干部“提神”。
一是加大农村优秀干部录用公务员力度,解决基层干部“有所盼”的问题。目前每年从村级主职干部中录用的公务员不到村主职总人数的千分之一。建议从品德、能力、年龄、学历、资历等方面综合考虑,适当扩大优秀农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公务员录用比例,选拔特别优秀的人员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二是逐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经济待遇,解决基层干部“有所得”的问题。在省级或地(市)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统一基层干部待遇标准,并形成逐步增长的机制。既要提高在职村干部误工报酬标准,全面实行“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的办法,根据贡献定报酬,又要提高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按工作职位、工作年限扩大补助范围。三是建立村干部养老保险体系,解决基层干部“有所养”的问题。建立中央、省、市、县及享受对象共同承担费用的村干部养老保险体系,市以上统筹,确定统一标准,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四是健全党内关怀机制,解决农村基层干部“有所靠”的问题。把经济困难的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的扶贫帮困工作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范畴,建立党内关怀机制,通过财政预算、党费支持和社会筹集等渠道,建立党员爱心基金,重点加大对基层经济贫困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帮扶力度,普惠发展成果。
4.进一步整合农村党建资源,为基层班子“输血”。
一是提供人才支持。出台优惠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吸引、鼓励、支持在外务工能人回乡创业;进一步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基础上,完善“大学生村官”下村任职工作相关政策,有针对性地选派优秀大学生下基层锻炼,为农村发展提供急需人才和储备后备力量。二是完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关于“两新”组织党员教育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农村基层各个层面党员的教育管理。三是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出台相关政策,像化解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一样化解乡村债务;进一步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工程,把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打造成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品牌和示范点。
关键词:党的建设;先进性建设;农村基层党建;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126-03。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承担着巩固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团结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群众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一些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严重下降,主导地位逐渐丧失,出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边缘化现象。最近,笔者对湖南省华容县农村党建工作进行了认真调研,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华容县共有398个行政村,村支部398个,村支书、主任交叉任职8人;支部书记50岁以上的115名,36~50岁的245名,20~35岁的38名;支部书记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1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有335人;全县共有农村党员25516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778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0738人。总的来说,经过近几年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华容县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村级班子结构得到优化;村级管理日趋规范;后进贫困村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村级组织的工作水平得到提升。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成绩巨大,经验宝贵,有力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部分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与先锋模范的新标准不相适应,作用难发挥。
据2008年12月底统计,当前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不同程度地存在“四偏”现象:其一是年龄偏高。华容县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仅占13%,55岁以上的占32%,“两个党员六颗牙”的情况依然存在。其二是文化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6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其三是贫困面偏大。家庭生活状况一般的占50.4%,生活困难的占13.5%。其四是流动党员偏多。占比达到15.5%。“四偏”现象的存在,导致农村基层党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思想上先进性不够。少数党员信仰动摇,宗旨淡薄,“不信共产主义不信党,而信神信鬼信钞票”;少数党员组织观念淡薄,认为“党员不党员,就差两毛钱”,不与组织联系,不过组织生活;少数党员缺乏政治素养,理论上说不清、做法上看不惯、行动上跟不上,甚至对党的政策无原则地品头论足。二是作风上美誉度不高。少数党员学习上要求不严,思想空虚,精神消沉;工作上敷衍了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生活上“不管理想不理想,只想收入年年长,不想尽义务,只想捞好处”;行动上目无法纪,极个别的党员甚至组织、策划、操纵、参与无理上访、阻工、闹事。三是本领上带动力不强。从基层组织来看,有的村没有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减少,基层组织运转难,党员活动开展难,公益建设加强难。从基层党员来看,有的不能带头参加公益活动,不愿参与村级工作,不想带领群众致富;有的既无本领,又无本钱,创业无路,甚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无力率先致富,更无能带领群众奔小康。
2.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与党的建设的新任务不相适应,责任难落实。
随着农村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的深入,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性逐步减弱,自主性日益增强,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有弱化趋势。一是领导职责不过硬。相对于计划生育、社会稳定、财税增长等“一票否决”的硬指标来说,党建工作是一项软指标,刚性不强,导致部分基层领导对党建工作定位不准,在工作中存在重经济轻党务、重布置轻考核、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二是工作方法不对路。管理理念陈旧,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利等陈旧观念根深蒂固;工作指导模式单一,习惯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式方法,没有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起来,基层党员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充分发挥;组织设置模式滞后,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组织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党员流动性增大对党员管理的新要求,出现了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党员的问题;组织活动开展模式老套,传统的开会、学习、义务劳动等党建活动的吸引力在逐步减弱,党组织和党员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在逐步减弱,极少数党员义务不履行、开会不参加、公益事业建设不参与、集体活动不投入;教育培训模式落后,以会代训、短期快训,存在目标不确定、标准不统一、内容不实用、形式不灵活、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三是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村级班子建设、农村党员干部的实绩考核没有科学具体的评估标准和实施细则,监管的制度化程度低;由于村干部是“民”不是“官”,经济待遇也不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撂挑子”,不便于严格监管?
3.有关政策的配套和落实与农村发展的新情况不相适应,工作难推动。
一是从职能定位来看,“两委”职责定位不明确。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从制度层面理顺,矛盾和内耗比较大,组织的凝聚力、创新力、发展力不强,宗族势力乘虚而入,个别村的宗族势力有时甚至左右“两委”。二是从制度层面来看,有的政策与基层实际不符,不执行难,执行亦难,有时甚至执行更难。比如,村民“陈欠”问题,“三提五统”资金该收的过去没收,现在收不上,只好由乡(镇)村垫付,形成新的债务,而过去应该收的已交了的群众又强烈要求乡(镇)村退还,而乡(镇)村则无力也不应该退还,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如“两新”组织的党的建设,中央有政策,但尚无可操作的细则,难以有效落实到位。三是从资金配套来看,配套资金难以全部到位,产生新的矛盾。近年来,中央在基层组织运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加大了投入力度,同时要求基层在资金上进行配套。由于县乡和村一级财力有限,配套资金难以全部到位,要么到位了又产生新的债务,群众不满意。
4.少数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与农村工作的新变化不相适应,关系难和谐。
一是从乡村层面来看,干群关系密切难。有的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自己文化素质提高了,但思想政治素质不高,“政治上不怕你,生活上不靠你,工作上不理你,出了问题就找你”;有的基层干部思想僵化,方法老套,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工作一筹莫展;有的基层干部的心思没有放在群众身上,“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群众埋怨“不知道干部在干些什么”,导致干部所办的不是群众所需的,群众不领情、不认可、不买账,甚至发生冲突;有的基层干部“私”字当头,工作不负责任,群众意见大?
二是从县级及县直部门领导干部层面来看,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增大。一是干部成长、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党员干部更容易受到腐蚀,更容易淡化、忘记甚至背离党的宗旨,把权力当做个人的一种“风光”,一种“享受”,一种“满足”,甚至“以利补位,以利补权”,不乐于密切联系群众。二是群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维权意识增强了,管理的难度加大了,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畏惧心理,不敢于密切联系群众。三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种问题和矛盾复杂多变,解决起来难度大、时间长,老办法不管用,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勤于密切联系群众。四是有的干部热衷于“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看不到群众的疾苦,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摸不到群众的实情,与群众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无意于密切联系群众。五是有的党员干部把市场经济错误地理解为“能人经济”,看不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加上干部制度不健全,使一些跑官要官者得到了好处,更加强化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跑上”行为,热衷于攀大权、附大势、傍大款,不屑于密切联系群众。六是有的党员干部有时对群众态度恶劣、作风粗暴、方法简单,“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不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5.基层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措施与职责权利的新诉求不相适应,队伍难稳定。
一是思想情绪难平。有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权力不大责任大,措施不硬指标硬,级别不高要求高”,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重、压力大,经常神经高度紧张,心理调适能力脆弱,情绪不稳定,调动、进城的念头时常浮现在心海。二是工作队伍难稳。村干部是没有级别的“官”,是不在编的“干部”,政治前途到党支部书记就封了顶,加之工作的数量和难度大,在位时待遇偏低,离职后医疗、养老等方面保障不够,有的村干部觉得“政治上有盼头,工作上有奔头,经济上有想头,待遇上有甜头”,不想当村干部,有的干脆丢下村干部工作,外出打工。三是后备力量难找。农村党员难发展、村级后备干部难培养,乡村两级基层党组织“留不住人、引不进人、后继无人”的现象尚未根本消除。一方面,一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致富路子的年轻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当村干部,另一方面,有的人动机不纯,威望不高,出于个人或宗族利益,又千方百计去当村干部。
二、加强和改进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对策思考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政策方面的,有工作方面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迫切需要强化党建工作措施,创新党建工作方法,从而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1.进一步完善党员教育机制,为基层党员“补脑”。
一是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开通基层党员教育专用卫星电视频道,开辟“空中课堂”,依托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加强基层党员教育。二是突出党校教育主阵地。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课题纳入省、市、县级党校干部培训的内容,形成各级领导重视、熟悉、了解基层党的建设的教育机制;将农村骨干党员教育纳入市县党校培训规划;将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纳入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开展素质教育大行动。制定全党特别是农村基层党员素质教育中长期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农村基层党员为主要对象的科技素质教育大行动,着力培养一批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双强”型党员,增强基层党员致富带富能力。
2.进一步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为基层组织“强身”。
一是健全村级党组织工作规则。从党内法律法规上进一步理顺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就农村党支部的地位、职责、任务、选拔和淘汰、表彰和奖励、监督和约束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二是健全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健全各级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畅通民意渠道,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和实情予民、实惠予民、实权予民制度化、规范化,保障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党员干部不乐于联系群众、不敢于联系群众、不勤于联系群众、无意于联系群众、不屑于联系群众、不善于联系群众的问题。三是全面推行党建工作绩效管理。进一步完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乡(镇)、村级党组织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绩效评估推进县、乡(镇)、村级党组织管理创新,同时,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评估农村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与经济发展业绩一并评估,防止和消除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的现象。四是创新组织设置方式。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鼓励支持按产业、行业划分建立特色党组织,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工业园区、行业协会中。
3.进一步强化激励保障措施,为基层干部“提神”。
一是加大农村优秀干部录用公务员力度,解决基层干部“有所盼”的问题。目前每年从村级主职干部中录用的公务员不到村主职总人数的千分之一。建议从品德、能力、年龄、学历、资历等方面综合考虑,适当扩大优秀农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公务员录用比例,选拔特别优秀的人员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二是逐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经济待遇,解决基层干部“有所得”的问题。在省级或地(市)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统一基层干部待遇标准,并形成逐步增长的机制。既要提高在职村干部误工报酬标准,全面实行“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的办法,根据贡献定报酬,又要提高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按工作职位、工作年限扩大补助范围。三是建立村干部养老保险体系,解决基层干部“有所养”的问题。建立中央、省、市、县及享受对象共同承担费用的村干部养老保险体系,市以上统筹,确定统一标准,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四是健全党内关怀机制,解决农村基层干部“有所靠”的问题。把经济困难的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的扶贫帮困工作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范畴,建立党内关怀机制,通过财政预算、党费支持和社会筹集等渠道,建立党员爱心基金,重点加大对基层经济贫困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帮扶力度,普惠发展成果。
4.进一步整合农村党建资源,为基层班子“输血”。
一是提供人才支持。出台优惠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吸引、鼓励、支持在外务工能人回乡创业;进一步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基础上,完善“大学生村官”下村任职工作相关政策,有针对性地选派优秀大学生下基层锻炼,为农村发展提供急需人才和储备后备力量。二是完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关于“两新”组织党员教育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农村基层各个层面党员的教育管理。三是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出台相关政策,像化解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一样化解乡村债务;进一步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工程,把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打造成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品牌和示范点。
为摸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元年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2018年初,课题组开展了“乡村振兴专项调查”,收集了25个省262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根据对样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的调查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村庄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
一、乡村中“人”的问题突出,“三农”带头人亟待培养
村庄人口老龄化程度深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性别比失衡情况普遍。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各地村庄中59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线,其中尤以东北(29.8%)、华北(23.1%)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最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样本村中拥有高中学历的劳动力占比超过20%的分别是华东(23.6%)、华北(23.4%)、华南(23.3%)、东北(20.3%),最低的是西南地区(14.0%)。村内人口性别不平衡情况普遍存在,男女比例为1.13:1,各区域农村男性人数均多于女性人数。
农村劳动力务农与非农选择呈现区域分化,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样本村中,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华北村均务农劳动力639人,非农劳动力335人;华东、华南、西南的务农劳动力小幅超过非农劳动力,华东村均务农劳动力580人,非农劳动力507人;华中村均务农劳动力514人,少于村均非农劳动力600人。在非农劳动力中,村均外出打工人数华南、西南地区最多,平均在600人以上,华东、华中、华北、西北和东北分别为402人、489人、289人、330人和318人;村均外来人口数西北、华南、华东地区较高,平均200人以上,华中、华北、西南分别为165人、65人和89人,东北地区最少,平均54人。
乡村“三农”带头人数量及能力不足。首先,村内党员人数较少,年青党员占比低。样本村党员人数平均60人,占村均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后新发展党员数占党员总人数的17.11%。40-50岁和50-60岁年龄段的党员人数均为13人,各占21.7%,合计达43.4%;党员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60岁以上,平均人数18人,占党员总人数的30%;30岁以下的党员平均7人,占11.7%。其次,现任村干部受教育水平高于前任,但学历水平仍较低。样本村中,现任村支书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程度,占37.4%,高中程度的占24.8%,中专占16.14%,中专以上的占9.5%,高中中专及以上合计50.4%,与前任村支书相比高出18.9个百分点(前任村支书高中毕业、中专毕业和中专以上的分别为18.6%,5.8%和7.1%),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大专以上的高学历者仍旧缺乏。现任村主任的文化水平也较低,且低于现任村支书的平均水平。第三,村“两委”干部有异地工作经历的比重较低,经营管理经验不丰富,个人拥有的资源有限。样本村中,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本村以外的地方工作过的人数占比不到30%,但高于其前任的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有参军经历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占比约15%,略低于其前任2.75个百分点。从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比一般村民好的村支书和主任占25%,比一般村民差的村支书和主任占13%左右,与普通村民家庭经济条件一样的占比约60%,可见大部分村领导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与一般村民相差不大。当前乡村带头人各项素质有所提高,但在致富经验、能力、拥有社会资源等方面依旧缺乏。
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有改善,但仍存在短板,水平亟待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多欠账,距离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有改善。样本村中,贫困村占18.8%,缺水村占8.4%,有线电视信号户占89.3%,有94.3%的村能够上网。村庄硬化道路占村内道路总长的比重为78.5%。48.7%的村庄有公厕,其中水冲式厕所比重为46.2%,旱厕比重为39.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仍多,乡村道路是主要短板。调查发现,由于政府对乡村道路投入不足,村集体成为村庄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村集体支出的主要内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集资和负债的主要用途也是公共基础设施修建,包括乡村路桥和水利等。样本村村均集体开支66.0万元,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最多,平均41.9万元,占总支出的64%;其次是公共福利/事业支出,平均16.9万元,占26%;村干部年度工资及补贴平均5.7万元,办公费支出平均1.5万元。
从村集体集资情况来看,2012-2017年村集体集资数量在降低,东北地区农村基本没有集资,华东地区集资水平最高,2017年平均集资151万元。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半的集资用于修路和建桥。其次,修建排水沟和灌溉水利设施的集资占比也较高,2017年为9.1%,2016年为28.3%,饮用水也是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之一,占比约10%。
三、乡村经济方面私营企业带动就业能力强,但特色产业仍待开发
私营企业是乡村产业最活跃的主体,乡村企业发展存在较大地域差异。企业是市场活动的重要载体,私营企业是农村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村办和乡办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样本村私营企业吸纳职工数平均为66人,乡办企业为6人,村办企业为6人,个体户为27人;而从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水平看,村办企业最高,其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比例是90%,其次是个体户83%,私营企业是45%,乡办企业是42%。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模有限,亟须政策支持和产业规划。从样本村来看,村均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784.1亩,西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涉及户数也最多,分别是2031亩和173户。西北地区特色产业以特色养殖为主,村均养殖牲畜4179头只,远超其他各区,村均涉及户数42户。水面养殖以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为主,村均户数较少。
在从事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村中,拥有品牌的比重只有18.6%。在问及目前村里特色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时,有28.9%的村庄选择特色产业形不成规模,有25.2%的村庄选择没有产业规划,有18.8%的选择发展思路不清,有14.7%的选择缺少政策支持。
四、基层自治基础良好,群众性文体活动和民间社会化服务组织较为缺乏
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从调查数据看,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在262个调查村中,有90.1%的村实行差额选举,当前任职的村民委员会多为第8-10届,2017年各村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次数为4次及以上的占比近70%,村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平均为43人,其中党员人数有15人。在村务治理中,村民代表大会也在实际履行自身职能。
农村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缺乏。在被调查村中,由村里举办的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有限。近两年举办过戏剧活动的村只占38.9%,有电影或录像活动的占54.6%,有球类比赛活动的有18.3%,时有全村集体活动的占38.8%。群众性文体活动有凝聚和团结人心的作用,此方面活动的缺乏一方面与村庄经济缺少可用资金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村庄人气的缺乏。
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但乡风文明内容仍需完善。样本村中,有村规民约的占80.2%,其中每家每户发放的占比53.4%,有64.14%的村规民约定期修订。总体上看,农村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红白喜事从简、对份子钱作出明文规定等,这些有助于农村社会交往的风清气正,不过还有37.5%的村庄没有出台这样的规定,说明一些村庄的村规民约中涉及乡风文明的内容还需完善。
五、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产权任务艰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差异大。经营性收入和上级拨款是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年样本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为101.3万元,其中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平均51万元,占50.3%,而集体经营性企业收入平均16万元;集体农林业收入平均6.8万元;集体承包收入平均10万元,其中企业承包收入4万元,承包地/果园收入4.5万元;村公益事业费平均5万元,其中集体集资平均1.1万元;上级拨款平均30.2万元,占30%;其他收入平均3.6万元。集体经济总收入的区域差异大。华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高,平均245.9万元,华中和华东地区其次,均为100万元,东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少,仅为20万元。
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收不抵支。2017年华南、西南、西北地区集体经济当年收不抵支,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地区入可敷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进展缓慢,各项权能有待落实。调查发现,只有9.1%的样本村进行了村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在进行改革的村庄中,折股量化的对象大部分是本村村民,占比57.1%,而量化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占比为42.9%。在折股量化的村庄中,股份能够继承的占65.5%,股份能够转让的占57.1%,转让对象限制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占52.6%,其余为在村集体成员内部转让,没有村允许对外转让股权。
六、政策建议
首先,要重视乡村“人”的发展。关注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普及高中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积极培育乡村“三农”带头人和职业农民,为其提供必要的项目、资金、人力培训等,提高“三农”带头人的致富经验和资源的获得及利用能力;鼓励农村劳动力务农人数比重大的地区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倾向高的地区促进农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和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第二,不断加强政府对农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政府继续加大对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缺乏的村庄的公共投资,并在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上给予奖补支持。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给予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和继续倾斜支持。
第三,因地制宜,以本村资源禀赋为基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乡村产业发展不局限于传统种植业,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总要求下,应利用乡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产业的兴旺发展离不开企业等市场主体,未来要进一步激发私营企业的积极性;支持农户个体以及相应的企业从事乡村特色产业经营,并在产业规划、信息供给、规模做大、市场做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发挥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进一步培育农村各项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丰富农民生产生活。一方面可继续支持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进一步健全议事工作制度,规范村务公开,明确权利与义务,增强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调动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使村民代表大会在农村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农村其他生产生活服务性公益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为农村社会活动的举办和延续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完善,宣传良好乡风,不断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五,要继续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要做好宣传工作,增强村干部和农民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要性的理解和认知。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方面应着眼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对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好的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为其创造更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对集体经济发展落后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加强政策和项目扶持。乡村振兴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各项事业都需要农业来支撑,因此将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出现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与超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才能真正提升贯彻落实的自觉性。
一、乡村中“人”的问题突出,“三农”带头人亟待培养
村庄人口老龄化程度深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性别比失衡情况普遍。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各地村庄中59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线,其中尤以东北(29.8%)、华北(23.1%)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最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样本村中拥有高中学历的劳动力占比超过20%的分别是华东(23.6%)、华北(23.4%)、华南(23.3%)、东北(20.3%),最低的是西南地区(14.0%)。村内人口性别不平衡情况普遍存在,男女比例为1.13:1,各区域农村男性人数均多于女性人数。
农村劳动力务农与非农选择呈现区域分化,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样本村中,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华北村均务农劳动力639人,非农劳动力335人;华东、华南、西南的务农劳动力小幅超过非农劳动力,华东村均务农劳动力580人,非农劳动力507人;华中村均务农劳动力514人,少于村均非农劳动力600人。在非农劳动力中,村均外出打工人数华南、西南地区最多,平均在600人以上,华东、华中、华北、西北和东北分别为402人、489人、289人、330人和318人;村均外来人口数西北、华南、华东地区较高,平均200人以上,华中、华北、西南分别为165人、65人和89人,东北地区最少,平均54人。
乡村“三农”带头人数量及能力不足。首先,村内党员人数较少,年青党员占比低。样本村党员人数平均60人,占村均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后新发展党员数占党员总人数的17.11%。40-50岁和50-60岁年龄段的党员人数均为13人,各占21.7%,合计达43.4%;党员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60岁以上,平均人数18人,占党员总人数的30%;30岁以下的党员平均7人,占11.7%。其次,现任村干部受教育水平高于前任,但学历水平仍较低。样本村中,现任村支书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程度,占37.4%,高中程度的占24.8%,中专占16.14%,中专以上的占9.5%,高中中专及以上合计50.4%,与前任村支书相比高出18.9个百分点(前任村支书高中毕业、中专毕业和中专以上的分别为18.6%,5.8%和7.1%),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大专以上的高学历者仍旧缺乏。现任村主任的文化水平也较低,且低于现任村支书的平均水平。第三,村“两委”干部有异地工作经历的比重较低,经营管理经验不丰富,个人拥有的资源有限。样本村中,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本村以外的地方工作过的人数占比不到30%,但高于其前任的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有参军经历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占比约15%,略低于其前任2.75个百分点。从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比一般村民好的村支书和主任占25%,比一般村民差的村支书和主任占13%左右,与普通村民家庭经济条件一样的占比约60%,可见大部分村领导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与一般村民相差不大。当前乡村带头人各项素质有所提高,但在致富经验、能力、拥有社会资源等方面依旧缺乏。
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有改善,但仍存在短板,水平亟待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多欠账,距离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有改善。样本村中,贫困村占18.8%,缺水村占8.4%,有线电视信号户占89.3%,有94.3%的村能够上网。村庄硬化道路占村内道路总长的比重为78.5%。48.7%的村庄有公厕,其中水冲式厕所比重为46.2%,旱厕比重为39.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仍多,乡村道路是主要短板。调查发现,由于政府对乡村道路投入不足,村集体成为村庄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村集体支出的主要内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集资和负债的主要用途也是公共基础设施修建,包括乡村路桥和水利等。样本村村均集体开支66.0万元,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最多,平均41.9万元,占总支出的64%;其次是公共福利/事业支出,平均16.9万元,占26%;村干部年度工资及补贴平均5.7万元,办公费支出平均1.5万元。
从村集体集资情况来看,2012-2017年村集体集资数量在降低,东北地区农村基本没有集资,华东地区集资水平最高,2017年平均集资151万元。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半的集资用于修路和建桥。其次,修建排水沟和灌溉水利设施的集资占比也较高,2017年为9.1%,2016年为28.3%,饮用水也是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之一,占比约10%。
三、乡村经济方面私营企业带动就业能力强,但特色产业仍待开发
私营企业是乡村产业最活跃的主体,乡村企业发展存在较大地域差异。企业是市场活动的重要载体,私营企业是农村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村办和乡办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样本村私营企业吸纳职工数平均为66人,乡办企业为6人,村办企业为6人,个体户为27人;而从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水平看,村办企业最高,其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比例是90%,其次是个体户83%,私营企业是45%,乡办企业是42%。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模有限,亟须政策支持和产业规划。从样本村来看,村均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784.1亩,西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涉及户数也最多,分别是2031亩和173户。西北地区特色产业以特色养殖为主,村均养殖牲畜4179头只,远超其他各区,村均涉及户数42户。水面养殖以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为主,村均户数较少。
在从事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村中,拥有品牌的比重只有18.6%。在问及目前村里特色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时,有28.9%的村庄选择特色产业形不成规模,有25.2%的村庄选择没有产业规划,有18.8%的选择发展思路不清,有14.7%的选择缺少政策支持。
四、基层自治基础良好,群众性文体活动和民间社会化服务组织较为缺乏
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从调查数据看,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在262个调查村中,有90.1%的村实行差额选举,当前任职的村民委员会多为第8-10届,2017年各村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次数为4次及以上的占比近70%,村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平均为43人,其中党员人数有15人。在村务治理中,村民代表大会也在实际履行自身职能。
农村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缺乏。在被调查村中,由村里举办的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有限。近两年举办过戏剧活动的村只占38.9%,有电影或录像活动的占54.6%,有球类比赛活动的有18.3%,时有全村集体活动的占38.8%。群众性文体活动有凝聚和团结人心的作用,此方面活动的缺乏一方面与村庄经济缺少可用资金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村庄人气的缺乏。
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但乡风文明内容仍需完善。样本村中,有村规民约的占80.2%,其中每家每户发放的占比53.4%,有64.14%的村规民约定期修订。总体上看,农村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红白喜事从简、对份子钱作出明文规定等,这些有助于农村社会交往的风清气正,不过还有37.5%的村庄没有出台这样的规定,说明一些村庄的村规民约中涉及乡风文明的内容还需完善。
五、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产权任务艰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差异大。经营性收入和上级拨款是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年样本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为101.3万元,其中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平均51万元,占50.3%,而集体经营性企业收入平均16万元;集体农林业收入平均6.8万元;集体承包收入平均10万元,其中企业承包收入4万元,承包地/果园收入4.5万元;村公益事业费平均5万元,其中集体集资平均1.1万元;上级拨款平均30.2万元,占30%;其他收入平均3.6万元。集体经济总收入的区域差异大。华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高,平均245.9万元,华中和华东地区其次,均为100万元,东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少,仅为20万元。
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收不抵支。2017年华南、西南、西北地区集体经济当年收不抵支,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地区入可敷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进展缓慢,各项权能有待落实。调查发现,只有9.1%的样本村进行了村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在进行改革的村庄中,折股量化的对象大部分是本村村民,占比57.1%,而量化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占比为42.9%。在折股量化的村庄中,股份能够继承的占65.5%,股份能够转让的占57.1%,转让对象限制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占52.6%,其余为在村集体成员内部转让,没有村允许对外转让股权。
六、政策建议
首先,要重视乡村“人”的发展。关注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普及高中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积极培育乡村“三农”带头人和职业农民,为其提供必要的项目、资金、人力培训等,提高“三农”带头人的致富经验和资源的获得及利用能力;鼓励农村劳动力务农人数比重大的地区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倾向高的地区促进农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和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第二,不断加强政府对农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政府继续加大对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缺乏的村庄的公共投资,并在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上给予奖补支持。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给予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和继续倾斜支持。
第三,因地制宜,以本村资源禀赋为基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乡村产业发展不局限于传统种植业,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总要求下,应利用乡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产业的兴旺发展离不开企业等市场主体,未来要进一步激发私营企业的积极性;支持农户个体以及相应的企业从事乡村特色产业经营,并在产业规划、信息供给、规模做大、市场做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发挥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进一步培育农村各项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丰富农民生产生活。一方面可继续支持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进一步健全议事工作制度,规范村务公开,明确权利与义务,增强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调动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使村民代表大会在农村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农村其他生产生活服务性公益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为农村社会活动的举办和延续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完善,宣传良好乡风,不断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五,要继续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要做好宣传工作,增强村干部和农民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要性的理解和认知。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方面应着眼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对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好的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为其创造更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对集体经济发展落后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加强政策和项目扶持。乡村振兴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各项事业都需要农业来支撑,因此将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出现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与超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才能真正提升贯彻落实的自觉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农” 工作也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和目标。但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各方凝聚共识、集合力量、奋力攻坚。
一、存在的问题
(一)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乌海市以工业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城市,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自1976年建市以来,除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外,第一产业占比均未超过5%。其中2010年至2016年,第一产业占比均小于1%。从第一产业增加情况看,乌海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平稳,2012年至2016年平均为4.76亿元,2016年达到4.88亿元(2017年数据暂未公布)。从投资完成情况看,虽然乌海市2017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高,同比增长73.52%,但总量仅完成2.1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小。
(二)农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建设规划相对落后。一是水、电、暖、路等基础设施是按照自然村标准建设,导致天然气、排污管网、供暖、供水、公共厕所、垃圾清运等公共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二是与城区相比,农区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三是农区在房屋修建、乡村企业选址等方面缺乏前瞻性,整体规划存在不足。
(三)“三农”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乌海市农业产业工人、科技人才队伍以及农业部门工作队伍存在人员老化、科技力量薄弱等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新技术推广、农产品宣传及法律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二、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牧区公路网络,加强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和管理维护。围绕蓄水、保水、节水的目标,建设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根据地下水资源条件,有步骤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完善现有灌区节水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施农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农区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重点开展“清脏、治乱、增绿”三项行动。
(二)创新科技推广机制和服务手段。积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努力在农区建设功能完备、便民实用的乡村综合服务社和服务中心。积极支持农牧科科技户发展。支持农牧业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建设,鼓励各类科技人才到生产一线服务和创业。加大统筹协调,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和增强天气科技应用水平,提高空中云水资源开发能力。
(三)培养新型农民。结合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开展实用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培训,注重提高农牧民市场意识、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推动高等学校、可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技术合作,加强市场研究,根据市场需求共同确定技术研发鲜明,并努力将取得的科技成果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四)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验、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业信息服务全覆盖。整合信息资源和网络平台,为农区居民提供信息服务。着力培育发展智慧农业产业。加快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体系及网络平台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扶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
(五)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立足地域优势,完善规划体系,切实落实各项政策,推进特色葡萄(酒)产业发展。努力提高供给水平,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产绿色农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协调推进农业循环发展,增加农业生产效益,积极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发展。推进土地流转,支持农牧业合作社实现集约化生产。
一、存在的问题
(一)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乌海市以工业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城市,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自1976年建市以来,除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外,第一产业占比均未超过5%。其中2010年至2016年,第一产业占比均小于1%。从第一产业增加情况看,乌海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平稳,2012年至2016年平均为4.76亿元,2016年达到4.88亿元(2017年数据暂未公布)。从投资完成情况看,虽然乌海市2017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高,同比增长73.52%,但总量仅完成2.1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小。
(二)农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建设规划相对落后。一是水、电、暖、路等基础设施是按照自然村标准建设,导致天然气、排污管网、供暖、供水、公共厕所、垃圾清运等公共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二是与城区相比,农区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三是农区在房屋修建、乡村企业选址等方面缺乏前瞻性,整体规划存在不足。
(三)“三农”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乌海市农业产业工人、科技人才队伍以及农业部门工作队伍存在人员老化、科技力量薄弱等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新技术推广、农产品宣传及法律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二、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牧区公路网络,加强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和管理维护。围绕蓄水、保水、节水的目标,建设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根据地下水资源条件,有步骤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完善现有灌区节水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施农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农区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重点开展“清脏、治乱、增绿”三项行动。
(二)创新科技推广机制和服务手段。积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努力在农区建设功能完备、便民实用的乡村综合服务社和服务中心。积极支持农牧科科技户发展。支持农牧业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建设,鼓励各类科技人才到生产一线服务和创业。加大统筹协调,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和增强天气科技应用水平,提高空中云水资源开发能力。
(三)培养新型农民。结合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开展实用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培训,注重提高农牧民市场意识、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推动高等学校、可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技术合作,加强市场研究,根据市场需求共同确定技术研发鲜明,并努力将取得的科技成果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四)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验、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业信息服务全覆盖。整合信息资源和网络平台,为农区居民提供信息服务。着力培育发展智慧农业产业。加快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体系及网络平台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扶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
(五)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立足地域优势,完善规划体系,切实落实各项政策,推进特色葡萄(酒)产业发展。努力提高供给水平,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产绿色农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协调推进农业循环发展,增加农业生产效益,积极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发展。推进土地流转,支持农牧业合作社实现集约化生产。
当前信访维稳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为破解信访难题,探寻诱发信访原因,变通处访措施,稳控信访走势,近期,我街对1-11月份信访事项进行统计归类,分析原因,总结处访方法,积累经验,对我街信访工作进行了思考。
一、当前信访工作的现状
截止2017年11月份底,群众来街及街以上信访共30批80人次,其中进京非正常上访1人次,赴省上访2批4人次,到市访5批20人次。
从统计上看,当前信访工作呈现鲜明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集中访相对增加。1-11月份,全街共发生6次集访,占信访总数的20%。集访主要发生在项目建设、机构改革、城区改造、房地产类以及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如机构改革中离退休社区老干部、复员军人等群体因具有共同诉求,是集访的高发人群。二是越级访比较突出。除到街道上访外,上区访、赴省访、进京访等越级访现象也时有发生,他们不经街,不经区,直接进省赴京。如前进里社区如意里居民阳中华,在今年9月份中央文明组在对我区文明创建工作进行入户测评时,直接从长沙坐高铁回衡阳,准备直接找测评组反映其不合理诉求。三是无理访日趋严重。全街发生的进省赴京基本上属无理上访。如东风南路181号13户住户何文郴,他本人于2000年向衡阳北站递交了,北京铁路总公司也批准了他的,并按要求赔付他经济补偿金和一次性辞职补贴。2015年3月何文郴又因该事上访至北京铁路总公司,10月份又到衡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相关机构均因其诉求不合理拒不受理,但他仍然坚持上访。四是利益访十分典型。在上访中,基本都是为着利益,而且是个人利益,很多上访者希望通过信访获取更多的利益,甚至额外的利益。如要求政府违规帮其办理“低保”、要求政府给予经济帮助等。如何文郴2000年就和单位签订《劳动解除合同》,但他现在认为解决方式不合理,多次到北京广铁总局讨要说法,希望总局给他原单位施压,现街道已按帮其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贴,但他还不满足,表示还要继续上访。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问题。一是热点问题突出。我街当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矛盾凸显高发期,房屋征迁、土地权属、医疗卫生、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领域信访问题突出,特别是随着老城区、棚户区改造的持续推进,涉及更多群众的切身利益,信访维稳任务加大。如:二环东路拆迁。动辄上百人到区集体上访。此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二是信访积案不清。今年,我街对历年沉淀下来的遗留问题组织了攻坚,通过领导包案、专班处置等方式,部分得到了有效化解,但仍有一部分积案化解效果不理想。如意里小区由于衡州大道建设需要,途径我街前进里社区如意里b栋、c栋、d2栋,当时政府原计划拆迁安置在街道农田里,房源为电梯房,后因总总原因不能按原合同安置,现如意里小区居民经常到街道要求归还其原房屋并赔偿经济损失。三是利益群体多元。我街特定利益群体主要有退役军人群体、企业改制群体、老社区干部退休等。如我街道一批已经退休的老社区书记、主任因为当时社区运转制度改革,一次性将他们的养老问题划归为事业单位养老,现在因养老标准较低曾集体到市政府上访。
(二)原因。一是政策缺位。目前基层信访工作的困境是如何区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无法在法律层面上甄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而街道又没有权限制定政策来治理无理上访,这就为那些希望通过上访来谋利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街道茅坪社区胡运秀因其儿子颜孔亮2005年因涉嫌盗窃在市看守所羁押期间因病死亡,她本人也已签订息访协议书,相关偿付补偿金也全部到位,但现在对处理结果不服,多次赴省进京上访,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我街道无法区分她是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二是责任错位。当前信访工作全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划分,发生进京非访后,责任追究主要是查看非访人员的身份信息,国家追究省,省追究市州,市州追究县市,县市追究乡镇和街道,一级追究一级责任。这种无论上访原因而绝对的“属地管理”原则,给街道造成的压力很大。如我街道前进里社区居民谢培菊,她只是户口在我街道,而实际住在苗圃街道建湘村,她村人反映的实际问题又是市童服厂企业改制相关问题,像这种既不住在我街道,反映的问题也不我街道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信访又属于我街道的模式存在责任错位。三是治理无法。《信访条例》对政府行为很有约束力,但对那些无理上访的人则没有任何约束力,这让街道在信访治理中很被动。再加上近年来个人权利本位畸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这些都为无理上访者与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因此,一旦我们无法满足其要求,就会出现越级上访。如我街道谢培菊、胡运秀等都是无理上访人员。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1、加强信访维稳工作领导。要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体系,督促有权处理的部门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变通“属地管理”原则。要强化责任追究,严格实行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制度,把信访工作成效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的考核内容,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因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信访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2、规范信访维稳工作秩序。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多向群众宣传《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知识,逐渐引导信访人员有序、依法信访,减少无理上访、缠访闹访事件发生。要完善调解与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通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
3、大力化解信访积案力度。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事要解决”为核心,诚心诚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要积极探索政府救助、社会救济、民间互助相结合的办法,努力使一批信访人员在人文关怀中息访息诉。要把法治思维贯彻到信访维稳工作全过程,依法按政策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确保群众诉求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
4.有效化解无理访、缠访。当前我街存在大量的无理诉求,他们的诉求方式激烈、行为违法,甚至少数人抱着“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采取极端做法,无理缠访,严重影响到我街的正常办公秩序,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建议能够顶层设计,采取措施依法化解无理访、缠访问题。
一、当前信访工作的现状
截止2017年11月份底,群众来街及街以上信访共30批80人次,其中进京非正常上访1人次,赴省上访2批4人次,到市访5批20人次。
从统计上看,当前信访工作呈现鲜明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集中访相对增加。1-11月份,全街共发生6次集访,占信访总数的20%。集访主要发生在项目建设、机构改革、城区改造、房地产类以及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如机构改革中离退休社区老干部、复员军人等群体因具有共同诉求,是集访的高发人群。二是越级访比较突出。除到街道上访外,上区访、赴省访、进京访等越级访现象也时有发生,他们不经街,不经区,直接进省赴京。如前进里社区如意里居民阳中华,在今年9月份中央文明组在对我区文明创建工作进行入户测评时,直接从长沙坐高铁回衡阳,准备直接找测评组反映其不合理诉求。三是无理访日趋严重。全街发生的进省赴京基本上属无理上访。如东风南路181号13户住户何文郴,他本人于2000年向衡阳北站递交了,北京铁路总公司也批准了他的,并按要求赔付他经济补偿金和一次性辞职补贴。2015年3月何文郴又因该事上访至北京铁路总公司,10月份又到衡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相关机构均因其诉求不合理拒不受理,但他仍然坚持上访。四是利益访十分典型。在上访中,基本都是为着利益,而且是个人利益,很多上访者希望通过信访获取更多的利益,甚至额外的利益。如要求政府违规帮其办理“低保”、要求政府给予经济帮助等。如何文郴2000年就和单位签订《劳动解除合同》,但他现在认为解决方式不合理,多次到北京广铁总局讨要说法,希望总局给他原单位施压,现街道已按帮其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贴,但他还不满足,表示还要继续上访。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问题。一是热点问题突出。我街当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矛盾凸显高发期,房屋征迁、土地权属、医疗卫生、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领域信访问题突出,特别是随着老城区、棚户区改造的持续推进,涉及更多群众的切身利益,信访维稳任务加大。如:二环东路拆迁。动辄上百人到区集体上访。此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二是信访积案不清。今年,我街对历年沉淀下来的遗留问题组织了攻坚,通过领导包案、专班处置等方式,部分得到了有效化解,但仍有一部分积案化解效果不理想。如意里小区由于衡州大道建设需要,途径我街前进里社区如意里b栋、c栋、d2栋,当时政府原计划拆迁安置在街道农田里,房源为电梯房,后因总总原因不能按原合同安置,现如意里小区居民经常到街道要求归还其原房屋并赔偿经济损失。三是利益群体多元。我街特定利益群体主要有退役军人群体、企业改制群体、老社区干部退休等。如我街道一批已经退休的老社区书记、主任因为当时社区运转制度改革,一次性将他们的养老问题划归为事业单位养老,现在因养老标准较低曾集体到市政府上访。
(二)原因。一是政策缺位。目前基层信访工作的困境是如何区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无法在法律层面上甄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而街道又没有权限制定政策来治理无理上访,这就为那些希望通过上访来谋利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街道茅坪社区胡运秀因其儿子颜孔亮2005年因涉嫌盗窃在市看守所羁押期间因病死亡,她本人也已签订息访协议书,相关偿付补偿金也全部到位,但现在对处理结果不服,多次赴省进京上访,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我街道无法区分她是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二是责任错位。当前信访工作全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划分,发生进京非访后,责任追究主要是查看非访人员的身份信息,国家追究省,省追究市州,市州追究县市,县市追究乡镇和街道,一级追究一级责任。这种无论上访原因而绝对的“属地管理”原则,给街道造成的压力很大。如我街道前进里社区居民谢培菊,她只是户口在我街道,而实际住在苗圃街道建湘村,她村人反映的实际问题又是市童服厂企业改制相关问题,像这种既不住在我街道,反映的问题也不我街道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信访又属于我街道的模式存在责任错位。三是治理无法。《信访条例》对政府行为很有约束力,但对那些无理上访的人则没有任何约束力,这让街道在信访治理中很被动。再加上近年来个人权利本位畸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这些都为无理上访者与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因此,一旦我们无法满足其要求,就会出现越级上访。如我街道谢培菊、胡运秀等都是无理上访人员。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1、加强信访维稳工作领导。要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体系,督促有权处理的部门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变通“属地管理”原则。要强化责任追究,严格实行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制度,把信访工作成效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的考核内容,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因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信访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2、规范信访维稳工作秩序。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多向群众宣传《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知识,逐渐引导信访人员有序、依法信访,减少无理上访、缠访闹访事件发生。要完善调解与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通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
3、大力化解信访积案力度。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事要解决”为核心,诚心诚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要积极探索政府救助、社会救济、民间互助相结合的办法,努力使一批信访人员在人文关怀中息访息诉。要把法治思维贯彻到信访维稳工作全过程,依法按政策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确保群众诉求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
4.有效化解无理访、缠访。当前我街存在大量的无理诉求,他们的诉求方式激烈、行为违法,甚至少数人抱着“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采取极端做法,无理缠访,严重影响到我街的正常办公秩序,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建议能够顶层设计,采取措施依法化解无理访、缠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