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片“誓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热情高涨的年，随之而来的是大萧条的恐慌。那时候家里很穷，奶奶会做酸醋，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贴补一些家用，而我父亲在地里种了很多柳树，长大了，就砍下来拿去集市卖，一根卖几毛钱，一车能卖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