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公证是当事人以非诉途径证明遗产归属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实践中不重视女性的继承人地位,难以确定继父母子女间抚养关系等。本文认为可以从完善立法、推进普法、提高公证员法律素养、建立信息互享平台等方面更好地兼顾并保护继承相关各方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来源丨《中国公证》2017年第9期。
作者丨王纹彤、黄珍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拥有的财产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极大地丰富,表现形态不一。继承公证作为公证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在新的形势下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结合继承公证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法定继承公证中继承人权利行使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保障法定继承人的法律地位。
案例一:高某(男)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继承父亲名下的遗产。高某称父亲老高生前未留遗嘱,只育有自己和高大(男)两人,爷爷奶奶均先于父亲老高死亡,老高只结了一次婚,配偶即高某的母亲符某还健在。并提供了医院出具的老高死亡证明、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老高户籍注销证明、老高生前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以及相关财产凭证。老高生前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与高某所述情况一致,但经公证员调查核实发现,老高生前共育有子女八人,除高某和高大两儿子外,还有六个女儿。公证员与高某联系,要求其补充材料。高某坚称,父亲老高名下的遗产与六个姐姐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六个姐姐已经出嫁,对父亲老高的遗产没有继承权,不同意补充材料。
案例二:杨某(女)与钟某(男)再婚,双方各有三个子女。杨某的子女吴大、吴二、吴三,钟某的子女钟大、钟二、钟三。钟某死亡后,杨某、吴大、吴二、吴三以及钟某的三个子女向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钟某生前未留遗嘱,需按法定继承办理。但钟某的三个子女对继承人的数量表示异议,称杨某的三个子女对父亲钟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理由是钟某与杨某再婚时,吴大已经成年,吴二、吴三因为父亲吴某是烈士由政府抚养至成年,三人与钟某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吴大、吴二、吴三则表示其对钟某尽到了赡养义务,形成了扶养关系,要求继承钟某的遗产。
案例三:冯老(男)与郑某(女)结婚后只育有女儿三人,冯大、冯二、冯三。郑某死亡后,冯大与冯三不愿赡养冯老,冯老便与冯二一家共同生活。2008 年冯二死亡,冯老仍与冯二的丈夫李某共同生活,由李某照顾冯老的生活起居。2015 年冯老死亡,冯大、冯三向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冯老名下遗产的继承权公证,冯二的丈夫李某及独生子李小表示自己也是继承权人,申请追加其为冯老遗产继承权公证的申请人。经当事人各方确认冯老生前未留遗嘱,冯老的继承权公证,按法定继承办理。冯大、冯三对李小的申请无异议,但对李某的申请表示抗议,称其不是法定继承人,无权申请继承冯老名下的遗产。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虽然《继承法》及其意见明确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为办理继承公证提供指导性帮助,但在实践中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一)女性的继承人地位不受重视
在办理继承公证过程中不乏遗漏女性继承人的现象,当事人的答复常令人嘀笑皆非“她们已经嫁出去了,不是我们家的人了……”,案例一中,申请人高某也持有这一观点,并且不接受公证员的建议。这深受我国封建社会宗祧继承观念的影响,认为继承人的范围是儿子及其男性后裔。这也与我国“养儿防老”的观念密切相关,女性一般外嫁后,对父母的赡养不及家中的异性兄弟,其承担的义务相对较少,而淳朴观念认为继承权利与赡养义务是对等的,女性在赡养过程中履行相对较少的义务,其继承权利便会被忽视。另一方面,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女性的继承人地位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虽然《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在继承权利上赋予女性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是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也没有差别。但是当事人不知法、懂法,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
(二)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扶养关系难以认定
《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和继父母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是“扶养关系”如何界定,《继承法》及《婚姻法》均未作规定,理论和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使得办理继承公证陷入僵局,即不能简单的认为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均因婚姻关系的形成而形成,其终止也随婚姻关系的终止而终止;也不能仅凭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过度信任书面证明材料认定“扶养关系成立与否”。扶养关系的形成可以源于长辈对晚辈进行抚养,也可以源于晚辈对长辈进行赡养。不是单一的,只要其一存在即形成扶养关系。但是抚养及赡养的标准如何,才形成扶养关系。
目前主要观点有:第一,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共同生活,对继子女进行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即使未负担抚养费用,也认为形成了扶养关系;第二,以继父母负担继子女全部或一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为标准;第三,只有继父母与继子女一起共同生活,就可以认定他们形成了事实上的扶养关系;第四,只要继子女对继父母尽了赡养义务,也可以认定形成扶养关系。
根据上述第一和第三种观点,案例二中吴二、吴三只要证明自己与钟某共同生活或者钟某对自己进行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吴二、吴三与钟某便形成了抚养关系,可以成为钟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而吴大则需要根据第四种观点,证明自己对钟某尽了赡养义务,才有可能成为钟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虽然上述四种观点对扶养关系成立与否进行了表述,但是这些观点均为说明抚养或赡养需要达到多长时间才形成扶养关系,尽了何种程度的赡养义务,及扶养关系的解除情形。案例二中,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公证员不能简单的认为杨某的三个子女对钟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也不能认为杨某的三个子女对钟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这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公平。日常办理公证过程中,遇有此类情形,除了审查核实书面材料,听取证人证言,还必须充分了解每一位继承公证参与人对“扶养关系”形成与否的意见。若继承公证参与人之间就“扶养关系”形成与否达成一致意见,即可继续受理公证,否则应告知所有继承公证参与人通过法院诉讼解决。
(三)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法律地位受质疑
《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九条明确了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无论其是否再婚,依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时,不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此规定在学术界一直颇受争议,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态度。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打破了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确定继承人的传统作法,我国继承法在继承人顺序上的一个突出特色,也是对建国以来司法实践的总结和发展;或者认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且又先于公婆或岳父先死亡的,可以作为被代位人,通过赋予其代位继承权以激励其赡养老人。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儿媳或女婿为姻亲,而非血亲,继承法将其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错误的,规定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相违背,破坏了整个继承法的体系,也有违公平原则。持该观点的学者建议,对公婆或岳父母赡养较多的丧偶儿媳或女婿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获得适当的遗产。持折中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继承法立法中可以规定:丧偶儿媳或女婿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无子女代位继承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子女代位继承的,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分得适当遗产。
实践中,当事人对这一规定也难以接受,朴素的观念认为这不符合公平原则。案例三中,冯大、冯三难以接受这一规定,主要是冯二家可以分得两份遗产,自己则只有一份,这显失公平。虽然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法律地位备受质疑,但其存在有其必要性,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需要。完善的养老型社会制度尚未具备,“二胎时代”还未全面铺开,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依然存在,“失独老人”需要扶助。继承法确定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法律地位是鼓励赡养老人。案例三中,冯老的女婿李某在冯二去世后,仍继续对冯老进行照顾,李某的照顾是否达到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标准,才是案例三该争议的关键。司法实践中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般从三方面理解:第一,在经济上对被继承人进行扶助、供养;第二,在生活上对被继承人进行照顾;第三,对被继承人的赡养必须长期的、经常的。这一理解不仅照顾到老人的物质需求,对老人的精神需求也予以关注,对丧失子女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等同与子女的关怀、照顾,对老人是一种保护。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此“善法”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我们要积极维护,在保障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之余,在社会上也要营造“好人好报”的舆论氛围。
继承人的权利行使在实践中受到限制,是因为其缺乏法律保障和大众认识偏差。为切实保障继承人的权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努力。
(一)完善立法,明确责任
目前,我国对继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但是该法及其意见均于一九八五年颁布实施,立法背景已经发生改变,未能适应时代需求,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调整,对继承人及其参与人的法律保护力度还不够。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应当适时对《继承法》进行修订,对规定模糊之处予以明确,提高可操作性。《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对当事人的举证制度未做严格要求,公证实务中,在申请阶段主要釆取由当事人举证的方式,并由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而引起的不予受理或拒绝公证的不利后果。但是,进入审查阶段,公证员对证据材料存有疑义时,法律强调公证员审查核实证据的责任,而忽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办理公证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未有明确规定,以至于个别地区出现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办理公证,让利害关系人蒙受了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
建议要从根源上着手,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规定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或伪证等不利后果,以及举证和认证冲突的解决方式等,避免出现当事人诈骗行为。该举措不仅有利于限制申请人不负责的举证随意性,更有利于提高公证员的办证质量,更好的保障继承人的权利。
(二)建立信息互享平台,保护每一位继承人的权益
当事人主观存有趋利心理,想侵吞遗产或者嫌麻烦,认为自己已经放弃遗产,不需要办理其他手续,主动要求隐瞒其存在。以及社会变革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性高,信息容易遗失,信息交流堵塞等情况的发生会出现遗漏继承人的情况。
建议在各部门、各单位间建立健全信息平台,有条件的放开,实现资源共享,避免信息遗漏,可及时高效的了解每一位公证申请人的信息,公证核实难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并维护每一位合法继承人的权益。如现阶段公证办公软件中的“黑名单”系统,联网的公证处可以查看“黑名单”,对“黑名单”中的信息予以把握,却不能查看除“黑名单”外其他当事人的信息,这即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又达到信息共享。
(三)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信息时代女性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不受重视,隐瞒继承人的情形存在的根源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建议要始终把法治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抓。除利用送法下乡、公众开放日、在报纸、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录制案例等形式以案说法进行宣传外,还需常年保持普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月活动,集中的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达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四)提高公证人员素质,提高办证质量
公证质量是公证的生命线,是公证的根本,健全公证人员培训机制提高公证员素质,加强职业操守教育是重要工作。公证员本身要不断加强专业素质,提高专业能力,不断增加工作经验。公证员要严格依法按照公证程序办理公证案件,充分审查核实,切实利用好每一份证明材料,把握每一次询问过程,做好询问笔录以及审查核实,完成好每一个公证案件。
建议要完善内部监督,细化考核制度。健全公证人员培训机制,对提高公证员办理公证事务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公证员队伍素质的提高加强了个人的自我约束,坚固了公证体系的防线。
继承公证是当事人以非诉途径证明遗产归属的方式,在办理继承公证过程中公证机构从中立角度,为当事人各方理清继承法律关系,释明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服务,确保继承公证的合法性和客观性,兼顾并保护继承相关各方权益,维护了和睦的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