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直接关系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金融风险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波及面广，金融案件数量持续攀升、复杂度高、专业性强，金融审判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的司法保障职能，积极助推金融审判改革创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以2016年至2018年焦作全市两级法院审理的金融案件为研究样本进行了专项调研。
一、基本情况。
1。案件数量持续攀升。2016年至2018年，焦作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数量分别为32987件、41277件、40584件，其中金融案件数量分别为3667件、4957件、5216件，占民商事案件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1%、12%、13%。金融纠纷案件持续上升，占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比重逐步增加（见图一）。
2。案件类型分布集中。受理的金融案件主要集中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以2018年为例，两级法院共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630件，占金融案件总数的50%；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512件，占比30%；储蓄存款纠纷、银行卡纠纷、票据纠纷等占比5%（见图二）。
3。涉案标的额较大。2016年至2018年，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的金融借款案件有8件，3000万至1亿的金融借款案件有60件。此类案件借款人多是急需现金，贷款期限不长，少则几个月，最长的也不超过两年，借款多涉及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标的额较大。
4。新类型案件数量多。大量金融c与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担保等纠纷案件交织在一起。金融借款案件中出现了应收账款质押等新的担保类型，2018年，以应收账款质押的金融借款案件就达22件。信用证、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等新类型案件逐渐增多。据统计，2015年以前受理的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件为4件，但2015年以后该类型案件突增，2015年6件，2016年15件，2017年16件，2018年21件。该类型案件涉及债权转让，涉案标的额较大，审理难度加大，对审判的专业性要求较高。
二、问题分析。
1。到期贷款回收不积极，未及时通过诉讼实现债权。
在所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有部分被告人利用与银行、信用社内部工作人员的熟人关系取得贷款，这种情况下，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能及时诉诸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多次。以2018年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为例，存在续贷的达1600件。一些案件贷款到期后，借款人迟迟不还，金融机构只是每年向借款人和担保人催收，而不是通过诉讼主张债权，多次向借款人、担保人催收的案件比例达90%以上。一些案件金融机构为规避诉讼时效，起诉借款人后又撤回起诉。2018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撤诉案件为355件，按撤诉处理4件。不少案件由于金融机构不及时行使诉权，而是采取各种方式长期催要无果后才诉至法院，因事过境迁，有关企业已倒闭或濒临破产，有的自然人借款人身负重债无力偿还，即使最终获得胜诉判决也难以执行到位。2018年，该类案件执结率为12%，执结率较低。
2。“保证”担保成为主要担保形式，不利于金融机构实现债权。
在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中，担保是强化信贷管理、减少信贷风险的重要法律制度。除涉国有银行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借款多采取抵押担保或保证加抵押担保外，占金融借款案件绝大多数的农村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因面向的借款人主要是自然人或公司，这类贷款业务担保形式主要为保证。2018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仅有保证人担保的案件为265件，占金融借款案件的10%。有些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虽有担保人担保，但很多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家庭资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有的甚至连其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这些担保实际形同虚设；有的明知借款人资信较差，放贷风险较大，但只要有担保人便给予放贷。实际上，有的借款人与担保人互为保证担保，据统计，仅2018年存在借款人与担保人互为保证担保的案件就有46件；有的担保人在多起贷款中担保，根本无力履行担保责任，导致连串不良贷款的产生，相应纠纷多发。
3。金融信用缺失，借款人恶意逃避还贷。
金融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符合市场规范的信用体系仍然不够完善，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在金融领域主要表现在金融借贷违约行为突出。一些借款人在借款时就不讲诚信，虚构借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资产证明或是虚假担保物，这些人往往在借款之初，就具有违约还贷或逃避还贷的意图；一些借款人一遇到经营困难，便摒弃诚信原则，找出种种理由拖延，或者转移财产，逃避到期债务的履行。在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资产证明的案件较多，仅2018年存在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的案件就有86件，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比例为3%。
4。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金融机构内部业务的审批和授权随意性较大，监督不到位，造成必要的审批和经办过程“走过场”，为一些工作人员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实践中，存在工作人员利用客户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工作人员身份从事诈骗、违规发放贷款等违法犯罪活动，给金融机构及其客户造成经济损失，导致金融纠纷的发生。2018年，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犯罪活动案件达600多件，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23%。刑民交叉问题也成为法院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的难点问题。
三、对策建议。
1。探索金融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
“在相对独立的金融审判庭中，由相对固定的法官群体组成的专业性审理团队，在案件审理的效率方面，可以体现出分工细化之后的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结合金融案件的审判特点，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对小额借款、按揭贷款、信用卡还款、保险合同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纷优先适用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对借贷金额巨大、借款人保证人众多，以及票据、证券等重大、新颖或复杂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同一金融机构、案情类似的批量案件，尽可能集中开庭、集中宣判。要进一步探索完善金融借款纠纷案件督促程序，鼓励各金融机构通过督促程序主张债权，指导各基层法院积极受理关于支付令的申请，实现金融案件适用督促程序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鼓励各金融机构在签订金融借款合同时，引入公证条款，通过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通过申请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等多种形式，快速回收金融贷款。
2。探索完善金融案件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要认真总结保险行业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成功经验，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等机构，成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并制定关于建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规范性文件。聘请金融领域的专家作为专职调解员，建立金融纠纷案件调解专家库，发挥专业资源优势，防范和化解金融纠纷。进一步畅通当事人的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依托金融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加强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促进金融纠纷依法、公正、高效解决，有效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金融审判领域拓展巡回审判、诉调对接、普法宣传“三位一体”工作机制，选择涉金融典型案件，到各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开展巡回审判，组织当地群众、基层干部、银行工作人员、贷款企业及个人旁听庭审，邀请金融纠纷专业调解员现场调解，通过以案释法，现场法治宣传，倡导守法诚信守约的金融市场风尚。
3。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防范机制。
“法院在进行金融审判的过程中，应合理平衡有效扶持与有限介入的关系，防范可能因金融创新而出现的隐含风险。”金融案件往往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利益相关人众多，易引发连锁诉讼或群体纠纷，可能危及银行金融资产安全、企业生存发展乃至一方社会稳定。因此，要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预警、处理机制。凡金融机构涉诉标的额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法院要在立案后及时将有关信息通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功能，针对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对金融机构自身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及时反馈，为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查堵漏洞、防范风险提出司法建议，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传导和扩大。
4。探索与金融监管机构良性互动机制。
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支行、银监分局以及各主要商业银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涉及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的重要案件情况，交流金融领域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审判的衔接配合。联合各金融监管部门召开金融审判实务专题研讨会，邀请金融领域、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加强金融司法研究，推动金融法治理论与金融审判实践的深度融合，为金融审判提供智力支持。
一、基本情况。
1。案件数量持续攀升。2016年至2018年，焦作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数量分别为32987件、41277件、40584件，其中金融案件数量分别为3667件、4957件、5216件，占民商事案件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1%、12%、13%。金融纠纷案件持续上升，占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比重逐步增加（见图一）。
2。案件类型分布集中。受理的金融案件主要集中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以2018年为例，两级法院共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630件，占金融案件总数的50%；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512件，占比30%；储蓄存款纠纷、银行卡纠纷、票据纠纷等占比5%（见图二）。
3。涉案标的额较大。2016年至2018年，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的金融借款案件有8件，3000万至1亿的金融借款案件有60件。此类案件借款人多是急需现金，贷款期限不长，少则几个月，最长的也不超过两年，借款多涉及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标的额较大。
4。新类型案件数量多。大量金融c与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担保等纠纷案件交织在一起。金融借款案件中出现了应收账款质押等新的担保类型，2018年，以应收账款质押的金融借款案件就达22件。信用证、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等新类型案件逐渐增多。据统计，2015年以前受理的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件为4件，但2015年以后该类型案件突增，2015年6件，2016年15件，2017年16件，2018年21件。该类型案件涉及债权转让，涉案标的额较大，审理难度加大，对审判的专业性要求较高。
二、问题分析。
1。到期贷款回收不积极，未及时通过诉讼实现债权。
在所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有部分被告人利用与银行、信用社内部工作人员的熟人关系取得贷款，这种情况下，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能及时诉诸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多次。以2018年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为例，存在续贷的达1600件。一些案件贷款到期后，借款人迟迟不还，金融机构只是每年向借款人和担保人催收，而不是通过诉讼主张债权，多次向借款人、担保人催收的案件比例达90%以上。一些案件金融机构为规避诉讼时效，起诉借款人后又撤回起诉。2018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撤诉案件为355件，按撤诉处理4件。不少案件由于金融机构不及时行使诉权，而是采取各种方式长期催要无果后才诉至法院，因事过境迁，有关企业已倒闭或濒临破产，有的自然人借款人身负重债无力偿还，即使最终获得胜诉判决也难以执行到位。2018年，该类案件执结率为12%，执结率较低。
2。“保证”担保成为主要担保形式，不利于金融机构实现债权。
在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中，担保是强化信贷管理、减少信贷风险的重要法律制度。除涉国有银行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借款多采取抵押担保或保证加抵押担保外，占金融借款案件绝大多数的农村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因面向的借款人主要是自然人或公司，这类贷款业务担保形式主要为保证。2018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仅有保证人担保的案件为265件，占金融借款案件的10%。有些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虽有担保人担保，但很多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家庭资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有的甚至连其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这些担保实际形同虚设；有的明知借款人资信较差，放贷风险较大，但只要有担保人便给予放贷。实际上，有的借款人与担保人互为保证担保，据统计，仅2018年存在借款人与担保人互为保证担保的案件就有46件；有的担保人在多起贷款中担保，根本无力履行担保责任，导致连串不良贷款的产生，相应纠纷多发。
3。金融信用缺失，借款人恶意逃避还贷。
金融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符合市场规范的信用体系仍然不够完善，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在金融领域主要表现在金融借贷违约行为突出。一些借款人在借款时就不讲诚信，虚构借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资产证明或是虚假担保物，这些人往往在借款之初，就具有违约还贷或逃避还贷的意图；一些借款人一遇到经营困难，便摒弃诚信原则，找出种种理由拖延，或者转移财产，逃避到期债务的履行。在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资产证明的案件较多，仅2018年存在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的案件就有86件，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比例为3%。
4。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金融机构内部业务的审批和授权随意性较大，监督不到位，造成必要的审批和经办过程“走过场”，为一些工作人员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实践中，存在工作人员利用客户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工作人员身份从事诈骗、违规发放贷款等违法犯罪活动，给金融机构及其客户造成经济损失，导致金融纠纷的发生。2018年，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犯罪活动案件达600多件，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23%。刑民交叉问题也成为法院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的难点问题。
三、对策建议。
1。探索金融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
“在相对独立的金融审判庭中，由相对固定的法官群体组成的专业性审理团队，在案件审理的效率方面，可以体现出分工细化之后的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结合金融案件的审判特点，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对小额借款、按揭贷款、信用卡还款、保险合同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纷优先适用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对借贷金额巨大、借款人保证人众多，以及票据、证券等重大、新颖或复杂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同一金融机构、案情类似的批量案件，尽可能集中开庭、集中宣判。要进一步探索完善金融借款纠纷案件督促程序，鼓励各金融机构通过督促程序主张债权，指导各基层法院积极受理关于支付令的申请，实现金融案件适用督促程序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鼓励各金融机构在签订金融借款合同时，引入公证条款，通过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通过申请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等多种形式，快速回收金融贷款。
2。探索完善金融案件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要认真总结保险行业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成功经验，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等机构，成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并制定关于建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规范性文件。聘请金融领域的专家作为专职调解员，建立金融纠纷案件调解专家库，发挥专业资源优势，防范和化解金融纠纷。进一步畅通当事人的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依托金融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加强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促进金融纠纷依法、公正、高效解决，有效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金融审判领域拓展巡回审判、诉调对接、普法宣传“三位一体”工作机制，选择涉金融典型案件，到各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开展巡回审判，组织当地群众、基层干部、银行工作人员、贷款企业及个人旁听庭审，邀请金融纠纷专业调解员现场调解，通过以案释法，现场法治宣传，倡导守法诚信守约的金融市场风尚。
3。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防范机制。
“法院在进行金融审判的过程中，应合理平衡有效扶持与有限介入的关系，防范可能因金融创新而出现的隐含风险。”金融案件往往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利益相关人众多，易引发连锁诉讼或群体纠纷，可能危及银行金融资产安全、企业生存发展乃至一方社会稳定。因此，要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预警、处理机制。凡金融机构涉诉标的额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法院要在立案后及时将有关信息通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监分局。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功能，针对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对金融机构自身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及时反馈，为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查堵漏洞、防范风险提出司法建议，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传导和扩大。
4。探索与金融监管机构良性互动机制。
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支行、银监分局以及各主要商业银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涉及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的重要案件情况，交流金融领域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审判的衔接配合。联合各金融监管部门召开金融审判实务专题研讨会，邀请金融领域、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加强金融司法研究，推动金融法治理论与金融审判实践的深度融合，为金融审判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