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控制了地方的军政、财政和司法大权，朝廷权力日益削弱。唐宪宗李纯即位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始了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削藩战争。而地方藩镇竟悍然以武力相对抗，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刺杀当朝宰相武元衡的案件。这一案件促使唐宪宗下决心彻底解决了一些强藩的势力，并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打造了“元和中心”的局面。
引发宰相武元衡遇刺案的直接原因，是淮西吴元济的反叛。唐宪宗即位后，先后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银节度使杨惠琳以及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反叛，并由于田兴（后改名田弘正）的归顺而收复了强藩魏博。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些强藩迫于朝廷的威势，也纷纷表示愿意归顺。于是唐宪宗便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一贯反叛朝廷的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割据淮西的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企图继续割据一方。朝廷派使者去吊祭吴少阳，吴元济不仅拒绝迎接使者，还派兵四处劫掠，甚至逼近东都洛阳。在这种情形之下，唐宪宗决定发兵平定淮西。吴元济则向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求救。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表要求赦免吴元济，遭到了唐宪宗的断然拒绝。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遣刺客焚烧唐军粮草，并招募洛阳的地痞流氓杀人放火、骚扰地方；王承宗则直接上书诋毁负责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此时，李师道的幕僚向他建议派刺客去刺杀武元衡：“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武）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李师道认为有理，真的派出了刺客。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清晨，武元衡出门上朝，埋伏在暗中的刺客向他射箭，随从吓得四散而逃，刺客趁机将武元衡杀死，并取走了他的头颅。然后又去袭击了另一位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幸亏裴度的帽子厚，所以刺客只是砍伤了他的头部。刺客行凶后，还在金吾府（禁军衙门）以及长安府、县各衙门留下威胁字条：“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凶杀案发生后，舆论大哗。兵部侍郎许孟容对唐宪宗说：“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唐宪宗也极为震怒，下令全力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在京城长安开展了大搜捕，“公卿家有复壁、重橑者皆索之。”。
由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曾上表替吴元济求情，还诋毁、威胁武元衡，所以他的嫌疑很大；正巧他在长安府邸中的士卒张晏等人举止反常，神策将军王士则向朝廷控告是王承宗派张晏等人刺杀武元衡，于是逮捕了张晏等，交由京兆尹和御史审讯。严刑审讯下，张晏等供认了刺杀武元衡的罪行。但宰相张弘靖认为案情有疑，建议再深入调查。可唐宪宗不听，下令将张晏等人都处死，并下令讨伐王承宗。而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则趁机逃走了。
这时负责审理洛阳骚乱案件的留守吕元膺有了重大发现，罪犯供认刺客是由李师道派遣的。吕元膺立刻向唐宪宗报告，认为：“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但唐宪宗已经发兵征讨王承宗，不想再节外生枝，无暇处理李师道了。
武元衡被刺，裴度负伤，对朝廷官员的心理也造成了恐慌。有人建议罢免裴度，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唐宪宗大怒，说：“若罢（裴）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并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对淮西的战事；而裴度也认为：“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
然而，征讨吴元济的战争打了近三年，互有胜败，进展并不大，因而一些大臣建议罢兵休战。但唐宪宗不同意，坚持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并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参与对吴元济的战争。同时，又任命裴度以宰相身份赴淮西前线督师。元和十二年（817年）冬，李愬率军于雪夜突袭蔡州，吴元济猝不及防，兵败被擒，押送长安处斩。
淮西被平定，极大震慑了王承宗和李师道。虽然之前对王承宗的讨伐战争并不顺利，但吴元济被擒之后，王承宗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向朝廷求情，表示愿意归顺朝廷，“输租税，请官吏”，唐宪宗也顺水推舟答应了。而李师道开始也表示愿意归顺，但后来又反悔了。于是唐宪宗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又发动了讨伐李师道的战争。结果在大军围困之下，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将其杀死，投降了朝廷。
在搜检李师道的文档时，发现了对刺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以及被收买放走王士元的潼关等地官吏的奖励。田弘正将涉嫌刺杀武元衡的王士元等16人交给朝廷，由京兆府和御史台审讯。在审讯过程中才得知，当时王承宗和李师道都派了刺客，但王承宗派出的张晏等人先到，动手杀了武元衡；而王士元等人赶到时，武元衡已死，他们便谎称是自己杀了武元衡，回去向李师道邀功请赏。鉴于几路藩镇都已平定，唐宪宗不愿再深究，下令将王士元等人处死，了结了此案。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引发宰相武元衡遇刺案的直接原因，是淮西吴元济的反叛。唐宪宗即位后，先后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银节度使杨惠琳以及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反叛，并由于田兴（后改名田弘正）的归顺而收复了强藩魏博。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些强藩迫于朝廷的威势，也纷纷表示愿意归顺。于是唐宪宗便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一贯反叛朝廷的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割据淮西的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企图继续割据一方。朝廷派使者去吊祭吴少阳，吴元济不仅拒绝迎接使者，还派兵四处劫掠，甚至逼近东都洛阳。在这种情形之下，唐宪宗决定发兵平定淮西。吴元济则向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求救。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表要求赦免吴元济，遭到了唐宪宗的断然拒绝。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遣刺客焚烧唐军粮草，并招募洛阳的地痞流氓杀人放火、骚扰地方；王承宗则直接上书诋毁负责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此时，李师道的幕僚向他建议派刺客去刺杀武元衡：“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武）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李师道认为有理，真的派出了刺客。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清晨，武元衡出门上朝，埋伏在暗中的刺客向他射箭，随从吓得四散而逃，刺客趁机将武元衡杀死，并取走了他的头颅。然后又去袭击了另一位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幸亏裴度的帽子厚，所以刺客只是砍伤了他的头部。刺客行凶后，还在金吾府（禁军衙门）以及长安府、县各衙门留下威胁字条：“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凶杀案发生后，舆论大哗。兵部侍郎许孟容对唐宪宗说：“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唐宪宗也极为震怒，下令全力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在京城长安开展了大搜捕，“公卿家有复壁、重橑者皆索之。”。
由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曾上表替吴元济求情，还诋毁、威胁武元衡，所以他的嫌疑很大；正巧他在长安府邸中的士卒张晏等人举止反常，神策将军王士则向朝廷控告是王承宗派张晏等人刺杀武元衡，于是逮捕了张晏等，交由京兆尹和御史审讯。严刑审讯下，张晏等供认了刺杀武元衡的罪行。但宰相张弘靖认为案情有疑，建议再深入调查。可唐宪宗不听，下令将张晏等人都处死，并下令讨伐王承宗。而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则趁机逃走了。
这时负责审理洛阳骚乱案件的留守吕元膺有了重大发现，罪犯供认刺客是由李师道派遣的。吕元膺立刻向唐宪宗报告，认为：“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但唐宪宗已经发兵征讨王承宗，不想再节外生枝，无暇处理李师道了。
武元衡被刺，裴度负伤，对朝廷官员的心理也造成了恐慌。有人建议罢免裴度，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唐宪宗大怒，说：“若罢（裴）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并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对淮西的战事；而裴度也认为：“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
然而，征讨吴元济的战争打了近三年，互有胜败，进展并不大，因而一些大臣建议罢兵休战。但唐宪宗不同意，坚持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并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参与对吴元济的战争。同时，又任命裴度以宰相身份赴淮西前线督师。元和十二年（817年）冬，李愬率军于雪夜突袭蔡州，吴元济猝不及防，兵败被擒，押送长安处斩。
淮西被平定，极大震慑了王承宗和李师道。虽然之前对王承宗的讨伐战争并不顺利，但吴元济被擒之后，王承宗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向朝廷求情，表示愿意归顺朝廷，“输租税，请官吏”，唐宪宗也顺水推舟答应了。而李师道开始也表示愿意归顺，但后来又反悔了。于是唐宪宗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又发动了讨伐李师道的战争。结果在大军围困之下，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将其杀死，投降了朝廷。
在搜检李师道的文档时，发现了对刺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以及被收买放走王士元的潼关等地官吏的奖励。田弘正将涉嫌刺杀武元衡的王士元等16人交给朝廷，由京兆府和御史台审讯。在审讯过程中才得知，当时王承宗和李师道都派了刺客，但王承宗派出的张晏等人先到，动手杀了武元衡；而王士元等人赶到时，武元衡已死，他们便谎称是自己杀了武元衡，回去向李师道邀功请赏。鉴于几路藩镇都已平定，唐宪宗不愿再深究，下令将王士元等人处死，了结了此案。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