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把握好“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具体判定
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处断，不仅具有行政法上的依据，也存在刑事法上的依据，如何区分两者的界限在学界存在多种理论学说，但是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进行区分较为妥当。根据该罪的罪状内容，本罪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为定罪情节，而“造成严重后果”则为量刑情节。也即，如果涉嫌违法的行为尚未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么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即可，如果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混乱的，应当需要动用刑法进行规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把握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现实空间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定。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该信息的影响以及传播范围进行具体的判断。第一，针对某具体个人虚构的虚假信息，应当视为行政违法行为。因为从本罪的体系中位置来看，本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只是虚构某个具体的个人的不实消息，显然难以产生大面积的恐慌，不应对此认定为该罪较为妥当，因此只需要通过行政处罚即可。第二，虚构部分地区以及全国性险情、疫情、灾情等的虚假信息，应当视为犯罪行为。例如，在某些地方，有行为人冒充某地的交警以及相关人员，然后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相关的虚假消息，如某某地区将于某天起停运城市公交车、长途汽车，某某地区将全面封路，所有的车辆不准进入到某地区，等等。由于这种行为影响往往较广，对社会造成诸多的恐慌度较高，所以应当视为犯罪行为较为妥当。
其二，网络空间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定。如前所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不仅包括严重扰乱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也包括严重扰乱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秩序。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他人的点击数、转发次数以及受众人群等来进行具体的判定。如果点击量较大、转发次数较多、受众人群较广，如果此时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就不应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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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处断，不仅具有行政法上的依据，也存在刑事法上的依据，如何区分两者的界限在学界存在多种理论学说，但是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进行区分较为妥当。根据该罪的罪状内容，本罪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为定罪情节，而“造成严重后果”则为量刑情节。也即，如果涉嫌违法的行为尚未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么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即可，如果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混乱的，应当需要动用刑法进行规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把握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现实空间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定。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该信息的影响以及传播范围进行具体的判断。第一，针对某具体个人虚构的虚假信息，应当视为行政违法行为。因为从本罪的体系中位置来看，本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只是虚构某个具体的个人的不实消息，显然难以产生大面积的恐慌，不应对此认定为该罪较为妥当，因此只需要通过行政处罚即可。第二，虚构部分地区以及全国性险情、疫情、灾情等的虚假信息，应当视为犯罪行为。例如，在某些地方，有行为人冒充某地的交警以及相关人员，然后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相关的虚假消息，如某某地区将于某天起停运城市公交车、长途汽车，某某地区将全面封路，所有的车辆不准进入到某地区，等等。由于这种行为影响往往较广，对社会造成诸多的恐慌度较高，所以应当视为犯罪行为较为妥当。
其二，网络空间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定。如前所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不仅包括严重扰乱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也包括严重扰乱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秩序。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他人的点击数、转发次数以及受众人群等来进行具体的判定。如果点击量较大、转发次数较多、受众人群较广，如果此时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就不应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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