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喜爱上了阅读红色故事和革命诗歌,从这里我了解了近代中国历经磨难的风雨沧桑,感受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也明白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热血豪情。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夏明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长征、抗战、解放、改革,每段历史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从红色经典中我读懂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读懂了林海雪原的孤胆雄心,感悟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激情豪迈,也感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气磅礴。长征路上的严峻险阻,八年抗战的艰难困苦,白色恐怖下的千回百转,南征北战的荡气回肠,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一首首雄壮的诗篇,是镌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丰碑,是见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历史画卷。
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感慨万千,展望祖国的明天,我们信心满怀。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感谢历史的选择……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传出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亮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从此,炎黄子孙们的理想有了归依,有了值得托付的导航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后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共产党又带领我们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几代中华儿女聚集在鲜红的旗帜下,挥舞着银镰披荆斩棘,奋发进取,为铺就强国之路,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九十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洲睡狮已经雄起,东方巨龙正在腾飞,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还是少先队员的我们是党的接班人,稚嫩的双手要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托,我们是跨越世纪的新一代,是21世纪的真正主人。革命的精神不能抛弃,它依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制胜法宝,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祖国、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能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共同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崭新篇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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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经典故事[朗读]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红九军廿六师七十八团团长刘德全,出生于湖北随县双河观音堂黄家湾,家有田地三百二十亩,宅院两栋,算得上是富豪之家。然而,出生在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刘德全,却毅然与家庭分道扬镳,卖掉自己的土地,筹集革命经费。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踏上了革命之路。回到家后,他开始走家串户和农民交往,常常与佃户谈到深夜,有时还和长工同宿。他还经常给母亲及家里人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不信鬼、不求神,中国的出路只有闹革命等等?
他曾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1928年秋,刘德全以新集乡联保主任名义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他将家中的田地卖掉二十亩作为经费。1929年春,他又建立了新集乡公所农民自卫队。他率部击溃了几股土匪,还处决了多名当地农民痛恨的土豪劣绅。此后,农民纷纷参加自卫队,不久,刘德全在新集正式成立了新集农民自卫队。
1930年夏,刘德全率领农民自卫大队参加了枣阳蔡阳铺武装暴动。6月9日,红军七十八团正式成立,刘德全任团长。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踏上了革命之路。回到家后,他开始走家串户和农民交往,常常与佃户谈到深夜,有时还和长工同宿。他还经常给母亲及家里人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不信鬼、不求神,中国的出路只有闹革命等等?
他曾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1928年秋,刘德全以新集乡联保主任名义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他将家中的田地卖掉二十亩作为经费。1929年春,他又建立了新集乡公所农民自卫队。他率部击溃了几股土匪,还处决了多名当地农民痛恨的土豪劣绅。此后,农民纷纷参加自卫队,不久,刘德全在新集正式成立了新集农民自卫队。
1930年夏,刘德全率领农民自卫大队参加了枣阳蔡阳铺武装暴动。6月9日,红军七十八团正式成立,刘德全任团长。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