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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经典故事[朗读]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腊子口的时候,某部住进了依山而建的藏寨朱立村。傍晚,连部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用了房东家的瓷罐去打水,回来的途中不小心将瓷罐打碎,他看看四周没人,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溜进住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当部队准备离开的时候,指导员在检查纪律时才发现了此事,严厉批评了通讯员的同时要求他赔偿。通讯员除了腰间的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的一件红毛衣,别无他物可以抵偿。指导员要求他将红毛衣脱下来赔偿给房东老阿妈,通讯员情急之下竟然泪流满面,身边的一位战士解释说,这件毛衣是过草地时他妈妈牺牲时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原来,通讯员的父亲是红军的一位营长,在四渡赤水中牺牲。当时他叮嘱妻子将这件红毛衣穿在孩子的身上。这件红毛衣是远在云南的奶奶用爷爷一点一点捻出来的羊毛织成的。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部队又有铁一般纪律,只好拿出自家的一件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白洋,此事才算了结。
解放后,老阿妈将一直保存下来的红毛衣送交了乡政府,可惜后来遗失。但是一件红毛衣的故事,却至今流传在迭部一带,越传越远,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它并深受感动。
第二天早晨,当部队准备离开的时候,指导员在检查纪律时才发现了此事,严厉批评了通讯员的同时要求他赔偿。通讯员除了腰间的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的一件红毛衣,别无他物可以抵偿。指导员要求他将红毛衣脱下来赔偿给房东老阿妈,通讯员情急之下竟然泪流满面,身边的一位战士解释说,这件毛衣是过草地时他妈妈牺牲时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原来,通讯员的父亲是红军的一位营长,在四渡赤水中牺牲。当时他叮嘱妻子将这件红毛衣穿在孩子的身上。这件红毛衣是远在云南的奶奶用爷爷一点一点捻出来的羊毛织成的。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部队又有铁一般纪律,只好拿出自家的一件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白洋,此事才算了结。
解放后,老阿妈将一直保存下来的红毛衣送交了乡政府,可惜后来遗失。但是一件红毛衣的故事,却至今流传在迭部一带,越传越远,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它并深受感动。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