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经典故事[朗读]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大雪满天飞舞，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长兴村新田埂组的村民黄存中的几个孩子早已入睡。他们夫妻俩还在磨着杂粮，为着明天的生计操劳着。忽然屋外的大黄狗狂吠起来，“这条狗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吧？”黄存中妻子念叨着，接着“哒-哒-哒”传来三下不紧不慢的扣门声，黄存中妻子紧张的把手里的勺子一扔，赶紧躲到丈夫身后，颤抖的说：“这么晚了谁敲门啊？”黄存中毕竟是个男人，而且经常独自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胆，走到门口随手拿了一根粗木棍，低沉的问道：“谁？！”“老乡，麻烦你开门，我不是坏人，是红军，掉队了。”红军？！前段时间确实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纪律严明，睡觉时全部睡在路边，很多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路过一支大队伍，只是好奇第二天，外出的羊肠小道两旁的杂草一夜之间忽然被踩得平平整整，成了一条大道一直向沙洲方向延伸。黄存中也是晚上去给牛喂稻草时才发现路边黑压压的躺了很多人，他当时还纳闷，这么多人躺在离家5、6米之远的地方，家中的狗居然没叫？这些人个个对他态度和蔼，“老乡，没有吓坏你吧？”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蔼的和他搭话。“没事，你们是什么人？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睡？这是要干嘛？”黄存中问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我们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的”。黄存中把这支部队和那些横行乡里的白狗子一比较，确实不一样。于是心里瞬间对这支红军队伍充满了好感。所以今晚一听见对方说是红军，黄存中心中的防备便消除了一大半，把手里的粗木棍一扔，赶紧把门打开，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借着摇曳火把的微光中看见一张瘦黄的脸，“老乡，我是红军，由于受伤而掉队了，现在伤还未痊愈，我就来追赶大部队，路过此地，天色太晚，雾气太大，恐怕迷路，特来借宿一晚”？
听到这话，黄存中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8个孩子，却只有三间狭窄的茅草房，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现在又来个成年人，确实无房可住啊。看到黄存中犹豫不决，这位红军仿佛知道他的难言之隐，说，无妨，只要能遮风避雨，牛圈也行。一听这话，黄存中心里的不安马上放下了，赶紧让妻子张罗熬粥。在妻子熬粥的时候，红军主动和他拉起了家常。黄存中也借机打量起这位红军战士来，只见他穿一件藏蓝色大衣，瘦骨嶙峋，脸色蜡黄，不知是受伤所致还是营养不良，但一双深邃的眼睛让整个人显得干练精神。黄存中原本想关心一下他的受伤情况，但一说这个话题，红军战士就会巧妙的避开，因此黄存中也不便再追问。喝完粥后，已是深夜，黄存中和红军战士一同睡在牛圈里。来到牛圈，黄存中边铺干草边说道，由于家里穷，没有棉被，只好用干草当棉被御寒了。红军战士也没有多说便躺下了，可能是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或者的确很累了，很快就睡着了。黄存中也渐渐入梦，梦里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他用手一摸，猛然一惊，身上真的有被子？原来，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和黄存中一起当做被子盖。黄存中心里一阵感激：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就这样暖意满身直到黎明？
天刚露鱼肚白，红军战士就起来了，黄存中也醒了，红军战士握着他的手，深表感谢，准备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这时黄存中妻子拿来几个窝窝头，给红军战士当早餐吃。红军战士接过窝窝头，沉思了片刻，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递给黄存中，说到：老乡，我们现在确实日子不好过，但是你放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穷苦百姓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件衣服你留着给孩子们过冬。黄存中夫妻说什么也不肯要，因为天亮了，可以清楚的看到红军战士脱掉军大衣后那补丁累累、单薄的衣服。可是红军战士态度坚决，把大衣往黄存中怀中一放转身就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黄存中夫妇呆呆的望着红军离开的方向，久久未能反应过来，直到寒风让他们打了个激灵，才猛然想起，还不知对方姓啥名啥？
这件大衣就这样在黄存中家里留下了。他一直告诫子孙后代，这么好的红军、这么好的队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件大衣，不能有任何损坏。这件大衣从红军走后的第二天就被保存起来了，即使在当时那么一穷二白的年代和解放后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时间里，都未曾拿出来使用过。这件大衣作为黄家的传家宝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一并传承的还有它背后感人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