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整改措施和方案
一是严格管控侵犯未成年人个人隐私问题，查处对未成年人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等网络欺凌行为，清理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导向的污言秽语等内容。
二是严肃查处利用“网红儿童”牟利以及让未成年人做出不雅姿势、性暗示动作吸引流量问题，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做危险动作等行为。
三是督促网站平台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主播服务，严厉查处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的问题。
四是集中清理以未成年人为形象创作的色情小说、漫画内容，查处引诱未成年人不良交友、煽动负面情绪等问题。
五是严厉查处利用社交软件、群组、同城频道等，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拍摄裸露视频图片、实施网络猥亵等行为。
六是集中查处散布虚假信息、虚构离奇故事和低俗剧情进行炒作引流、恶意营销等问题，进一步查处炫富拜金、奢靡享乐、扭曲审美等问题，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七是持续查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的信息，清理以问答等形式教授破解防沉迷系统的信息内容。
八是密切关注学习类app和版块，集中清理色情低俗及其他导向不良内容。
九是深入排查电商平台商品信息，关注评论区、问答区等互动环节，严防展示涉未成年人低俗、血腥等内容。
十是强化对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手表、智能音箱、平板电脑、早教故事机等智能设备信息内容管理，深入排查语音、视频、文字、图片、游戏等场景，全面清理违法不良信息。
2020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已连续2年组织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网上涉未成年人重点环节、突出问题持续开展治理工作。
谣言和不实言论的危害
1.网络谣言加剧社会恐慌。随着信息技术的裂变式发展，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数目前已过6亿，且以每年近10%的速度在增长。这昭示在不久的将来，网络将如广播、电视一样覆盖到全国各个角落，“网民”这个概念将随着全民上网而不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也在迅猛增长，目前已有4.5亿人使用手机网络，其中手机绑定的微博用户突破4亿，微信用户数突破3亿，这意味着在中国，每3人就有1人通过手机使用微博，每4人就有1人使用微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移动网络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成为议题的设置者和发言者。庞大的网民、庞杂的声音汇聚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人人都有麦克风、时时刻刻都发言”的自媒体、微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原有的网络生态彻底打破：以往我们常用虚拟世界来区别网络与现实的不同，而现在网络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往我们用“网上冒烟网下燃”来说明一个网络热点话题会发酵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而现在网络引燃现实矛盾的燃点更低。网上一个不负责任的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恐慌的爆点。
在“7·23”甬温特大铁路事故发生后，“秦火火”在网上编造了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仅两小时就有上万条微博转载，挑动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使政府的善后处置陷入被动。2012年2月21日，名叫“米朵麻麻”的网友通过微博发布了“今天去打预防针，医生说252医院封了，出现了非典变异病毒，真是吓人”的信息。该微博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一些群众恐慌。23日，252医院院方和保定市卫生局辟谣称，经调查，病人所患病为普通感冒，而非网络炒成的非典病例。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核泄漏事故后，网民 “渔翁”在qq群上发消息称中国食盐将受核污染，后经大量转发扩散，中国部分地区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市场秩序一片混乱……。
这一系列网络谣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谓巨大，因网络传播速度快，加之造谣者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网络谣言便会在很短时间里传遍千里，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的节点，而这些节点串联在一起，就会成为引发社会突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一旦网络谣言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要去破解它、弥补它，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网络谣言极容易蛊惑人心，加剧社会恐慌，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难以愈合的破坏。
2.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在这一特殊时期，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因素。一些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矛盾，往往成为网络议题设置的重点，譬如贫富分化、资源分配不平衡、腐败问题等内容的点击率很高。网络造谣者迎合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利用网民心理弱点，编造散布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的谣言，引发社会危机。
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伴随和鼓动，网络谣言撕裂社会信任，产生巨大的负能量。
谣言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稳定的大敌，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等等，都是用来形容谣言之“厉害”的。在诸多网络谣言中，针对社会公众人物、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谣言，危害是最为广泛的。这类谣言从根本上破坏公众对政府、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任，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影响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比如，有人曾在网络上造谣，说北京市公交系统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因贪污腐败被抓。虽然相关部门及时澄清，消除了谣言，但这则谣言把“全国劳模”和“腐败”相联系，客观上影响了公众对劳动模范这一崇高荣誉的信任。
网络谣言总是偏好负面信息，试图用“坏消息效应”不断瓦解事情真相，不断摧毁社会信任体系。它将社会的阴暗面不断放大，将矛盾不断激化，其伤害是巨大的，不仅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而且让人们产生社会堕入黑暗的错觉，势必会对所处的社会失去信心，消耗推动社会前行的正能量。
3.网络谣言损害国家形象。不管在哪个国家，网络谣言都会造成恶劣影响，有时甚至会取人性命。2010年，年仅15岁的美国马里兰州少女菲比·普林斯因遭受网络谣言中伤而自杀身亡。此前，普林斯的同学曾在脸谱等社交网站上散布大量谣言，并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人身攻击。事件发生后，散布谣言的学生受到处罚，脸谱也开始力推实名制以加强网络管理，但普林斯已成为网络暴力的牺牲品。
一起起网络谣言的背后，有的是个人无意识之举，但更多的是有组织有预谋而为之，网络谣言背后隐匿的是不良信息产业化。“秦火火”和“立二拆四”两人创立了北京尔玛公司，他们通过在网络策划传播热点事件，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兴风作浪，通过恶意炒作、炮制谣言赚取眼球，谋取利益。据二人称，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反体制、反国家，才能宣泄对现实不满情绪，并叫嚣称，“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
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已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个产业已渗透到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并形成一批专门从事发帖的水军。他们有组织地制造事端，混淆是非，引领网络舆论，谣言惑众，这些谣言既有对公民个体、社会组织的诽谤，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不仅侵害个体权益，污染网络生态，更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形象。
在西方敌对势力插手或者指使下，一些别有用心者经常将网络谣言的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恶意捏造事实，产生巨大的眼球效应。2012年3月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后，北京公安机关拘留了6名造谣者，电信管理部门也关闭了16家“造谣、传谣，疏于管理”的网站。
网络“水军”，尤其是一些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搞破坏，试图通过散布谣言不断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抹黑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和领导人，对于这部分网络水军尤其是“水军”首领，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与之做斗争并进行严惩。
当前，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网络谣言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毒瘤，对其巨大危害必须给予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其彻底清除。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不是世外桃源，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有道德和法治护航。近年来，国家逐渐强化网络信息管理，一个重要指向就是打击网络谣言。比如，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要求互联网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规定网站要对跟帖评论审核管理等等。
打击网络谣言，需要各个环节同向而行，发挥合力。对于网民来说，要增强识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情绪发泄，多一些较真拷问，少一些盲目转发；对于网络平台来说，要强化社会责任和法律意识，加强网络信息的审核管理；对于主流媒体来说，要强化辟谣力度，在阻遏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发挥好“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作用，通过深入调查揭示事实真相。
从很大程度上说，网络谣言是信息资源不对等、话语权严重失衡的产物。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信息发布部门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网友关切。倘若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势必就会满天飞。与此同时，不管是信息发布者还是政府管理部门，都要确保公布的信息是准确的、真实的、权威的，否则很可能自身成为“谣言”的源头，而且也会贬损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