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几百年不出现，我们反而会觉得奇怪，认为是不是历史这个事物，内分泌失调导致经期不稳什么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就忍不住忧心忡忡。
但奇怪的是，我们几乎从来没听说过其他国家，有什么农民起义。
欧洲没有，日本没有，伊斯兰世界没有，美洲那更加没有，全世界就只有中国反反复复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一遍遍地清洗原来的王朝。
这就很奇怪了，凭什么这种事就只在中国发生。
阿拉伯世界没有农民起义是正常的，因为人家不玩农耕，主要玩的是游牧和商盗。美洲历史上常年茹毛饮血，还十分蒙昧，动不动杀一堆人献给太阳神，算不上真正的农耕。
本文主题是探讨古代农民起义，我们先把这两个世界一脚踢开，多拿欧洲和日本来做对比。
先说结论，因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而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长时间都是封建制。
中国人习惯上把我们在民国以前的世界，叫封建社会，老人家有古板思想，就叫封建思想，这是一种表述上的错误，我们秦统一六国后就不再搞封建了，我们搞的是中央集权郡县制，欧洲和日本搞的那个，才叫封建制。
你到今天去问欧洲人混社会什么最重要，他们还是会说“blood”（血统），并不是某些人向我们宣扬的民主自由，欧洲人的血统跟日本那个万世一系差不多，他们大多数，都是祖祖辈辈社会阶层不动弹的，不像中国，每隔几百年动不动就全部格式化一次。
有封建思想的，应该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中国人没有封建思想，中国人古代的那种思想，叫皇权思想更合适。
我在《中国人的血脉》里介绍过，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土地形跟大江河流向一致的国家，而且有两条大江河顺着国土方向贯穿全境，致使中国长时间都处于大统一状态。
欧洲河流几乎都是短促的南北向，日本则根本没有大江河，他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总长才332公里，年径流量只有可怜的124亿立方米，仅长江的1.3%。
受地理环境影响，日本大多数文化衍生品都小小的、萌萌的，少有中国那种大气开阔的景象。
欧洲有大山脉阻隔，日本山地占到了70%，山与河配合，把这两大块地，摔碎成无数玻璃渣，区别是欧洲的每一片玻璃渣大一些，日本的玻璃渣小一些。
日本地形图，平原太少了。
人类各民族，看起来长得不一样，又住在地球相隔万里的地方，压根儿没串过门，但因为相同的经济环境，常常干出一模一样的行为，建立一模一样的社会架构。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所建立的社会结构，跟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就是一回事。
是的，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过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的生活。
欧洲是在西罗马灭亡，日耳曼人进来后，才在8世纪确立封建制，日本是在12世纪末，镰仓幕府掌权时开始建立封建制。
欧洲封建制在16世纪走向灭亡，日本一直维持到了明治维新。
郡县制下的中国农民，跟封建制下的欧洲农民，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印象中的古代农民，是自耕农或佃农，中世纪欧洲庄园里的农民，他们其实是农奴。
中国自耕农，是可以通过读书改变阶层的，比如曾国藩爷爷曾玉屏，原本是个湖南普通农民，过着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生活，35岁后因遭人耻笑，猛地小宇宙燃烧，发愤图强开荒辟地，辛苦经营十几年，为家里置下百十来亩田产，才有了资产为家里供出两代读书人。
欧洲农奴们则是被锁死阶级，依附在土地上，不能随意离开，会跟着土地所有权一起更换主人，他们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欧洲农奴也没机会读书，不能买卖土地，农奴的后代还是农奴，生生世世不得翻身，一辈子给领主做牛做马干活，按时缴纳实物税，娶了老婆有的还要给领主初夜权。
这个初夜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执行得那么猥琐，也不是所有领主都有这个胃口的，实际上绝大部分初夜权，最后都变成了结婚税，新郎新娘会给领主一些钱、粮食或者纺织品，象征把初夜权从领主那买回来。
2007年，查尔斯还在做王储的时候，在威尔士卡马森郡买了一座196亩的大庄园，这块地的前任主人居然没废除初夜权，查尔斯买下来后也没有注意到这回事，其实这个初夜权就是结婚税，但被英国八卦报纸一顿添油加醋报道，把查尔斯尴尬得想找块豆腐撞死。
欧洲农奴也知道规矩，都是凑够结婚税才会结婚，没必要在新婚当天让领主找着把柄，给自己找不痛快。
中国的自耕农有财产权，可以读书识字，还可以跑来跑去交流信息，认知能力强欧洲农奴一大截，所以一旦造反，他们的攻击力和组织性比欧洲农奴狠几个咖位。
欧洲农奴在主子眼里，跟牲口没什么差别，农奴平时的一举一动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由成天练习杀人的骑士死死盯着，这些农奴没法读书识字，也不与外界接触，是一群战斗力极差，又不具备完整人格的生产工具，让他们憋一千年，也憋不出个造反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目标。
中国的农民是面向流官政府的，纳税面向天子，所以他们知道最高目标是干掉皇帝自己做。而欧洲农奴是活在封建领主的圈地里，他们只知道欺负自己的是领主，根本没有痛恨国王的原始动力。
欧洲历史上号称最血腥的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文盲们从头到尾没有成文的纲领，实际参与人员仅几万人，还只闹了两个月。这些人根本就不跟国王过不去，只要求恢复以前约定的税率，不要给他们加税就行。
你说朱元璋闹造反，会只要求朝廷改税率吗？为这种理由造反，放在中国历史上，听起来跟闹着玩一样。
欧洲农奴跟中国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就是目标完全不一样，中国这边是中央集权，人人都知道天子在哪里，都是直奔皇帝的宝座去的。欧洲农奴们各有各的主子，而欧洲的封建制，是“我小弟的小弟不是我的小弟”，顶层建筑自己都搞不明白谁是我的下级单位，世界观一塌糊涂，你叫没读书的农奴找谁闹去。
说简单点，我们的农民，从小被教育要顺从天子，所以我们知道要反抗天子。可欧洲那边的农奴，打小可没人教他们顺从国王，而是顺从主人，所以他们最多只能想到反抗主人。
日本那边虽然不是农奴制，但跟欧洲的分封大体一样，两边上层都是贵族，中间是骑士或武士，下层是佃农或农奴，骑士或武士就是贵族的王牌打手，对外打别的贵族，对内主要负责盯死下层人民。
只要没有完成中央集权，只要还在实行分封制，那不同地区的农民，所受到的压迫细节是不一样的，农民们无法相互共情，很难拧成一股绳。
比如我这边的领主叫松本一香，她最大的爱好是折磨我们，每天逼着大伙跑十公里锻炼身体，大伙恨死她了。而你那边的领主叫相泽南，每天都要把几个小伙伴吊起来打，打得大伙个个喊k莫几，也恨死她了。
但是要起义的话，两边的仇恨点是对不上的，利害关系不统一，没有精神共鸣，就倾向于各干各的，无法团结一致干翻全国。
中国这边只要全国不统一，比如春秋战国或五代十国，那也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国家打得太碎，地方权力各有各的狠。
但中国只要完成全国统一，每个王朝捱到后面都是农民起义，因为郡县制官员是拿了天子的offer上班，冤有头债有主，日子过不下去就去冲皇宫。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大一统王朝下的农民起义，跟癌症有点像。
寿命越长，得癌症的概率越高。农民起义，就是长寿型中央集权政府的癌症，是年龄到了一定阶段，一定会发生的病情。
既然在农业社会选择了中央集权，只要活久一点，这个癌症迟早发生、必然发生。
而且我认为这就是系统随身附带的痛苦，是无法解决的。
比如我选工作时挑了做清闲文员，那我就得忍受在总监面前毕恭毕敬；而我要是挑了做ceo，那我就得忍受每天极端高压累得要死要活。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每个人、每件事都有阴阳两面，选择了一个体系，就一定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农民起义，就是郡县制中央集权永远跨不过去的崩溃线。
每次看许多人写历史总结，认为到每个朝代末期，该怎么怎么样就能起死回生，我以前也这么想，但现在见多了，我反而更平常心，觉得到这个阶段，就是没治了，要懂得放手，不要强行跟客观规律做对抗。
我们生活中开一家公司、处一段感情、干一份职业也是一样的，只要到达这段事物的终点，该放手就放手，要用平静的心态看着事物走向消亡，不要苦苦跟自己过不去。
扯远了，回到主题，一个国家搞分封制，有分封制的苦恼，搞中央集权，有中央集权的苦恼。
在古代，一个国家生产力不发达时，更适合分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能突破地形约束，就更适合中央集权。
传统上我们认为，分封会让地方制约中央权力，但像周王朝能够长长久久，是早期采用分封制时，反而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只是后面生产力上来了，这种古老的制度反而拖累了国家向前发展，就只能让效率更高的郡县制替代它。
法国从分封到集权过渡，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法第一次百年战争时，英国佬因为人口少、骑兵不足，一改封建骑士时代冲一把决胜负的打法，而专注利用地形埋伏威尔士长弓手，这些弓手拿着1.5米长、穿透力巨大的紫杉木大弓，大量杀伤法国重骑兵。
法国骑兵非常勇猛，在欧陆血战中一直少有敌手，但他们的打法属于封建骑士时代，英国改革了这种破旧打法，法国人很不适应，许多优秀将领和精锐骑兵死于威尔士长弓手。
法国骑兵打不过，开始研究下马作战，盔甲也进行了升级，但英国军官指挥更有效率，英国军队在古代烂泥地里，机动性也比法国步兵好，两边都不怕死，但法国还是输得很惨。
我看一部分资料说得极好，英国当时能胜法国，还是因为英国从末日审判书之后，中央集权做得比法国好，是中央集权推动了英国军事领先，打得法国节节败退，连首都巴黎都被英国人拿下了。
促使法国从封建时代向中央集权转型的，是圣女贞德。
在法国被英国揍得满脸是血的时刻，1429年，想去前线作战的17岁贞德，靠着预测鲱鱼战役的结果，得到王储（后来的查理七世）的信任，获得了军队指挥权。
贞德改革法国打法，以射石炮为主攻打英军壁垒，六天时间就把英军打崩，法国人恍然大悟，开始重视炮兵建设。
贞德在战场上活跃的时间非常短，她第二年5月就被勃艮第贵族出卖，从而被英国俘虏，一年后被英国佬烧死。
贞德人虽然死了，但重炮打法惊醒了法国人，查理七世在贞德死后五年，开始着手改组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建炮兵部队。但炮兵很贵，封建制的法国，中央财政微薄，缺钱，十分缺钱。
查理七世只能和大商人雅克·科尔结盟，改革税制，征收人头税等一大批新税种，使中央有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实力，正式推动了法兰西王国的中央集权。
法国最后依靠重炮打法，击败了英国人。
也可以说，是贞德激活了法国的中央集权，才击败了英国人。
英法百年战争看起来是长弓对重炮，其实是比两个国家谁先进入中央集权，谁先进门谁就拥有政治和军事优势。
欧洲在16世纪时，封建制度走向灭亡，而日本一直拖到了19世纪。那是因为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邻国威胁到他们，才多出了三百年时间的凝固期，如果有一个进化快速的邻国，日本早就被打出屎来了，不可能让封建制维持到19世纪。
如果说日本封建制度，代表僵化的亚洲，那俄国封建制度，则代表僵化的欧洲。
俄国封建制建于9世纪，在英法开搞中央集权几十年后，也是美洲都被找到后第五年，俄国还在1497年忙着在全国确立农奴制，《伊凡三世法典》规定，只有在晚秋尤里节前后各一周，农奴才能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
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才正式宣布解放农奴，比西欧晚了两三百年。
这也从侧面说明，俄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直是远远落后于西欧的，难怪击败拿破仑后，在法国遛了一圈的俄国青年贵族大受刺激，不惜拿自己性命发起十二月党人起义。
从封建到中央集权，本应该是每个国家的正常进化过程，但欧洲从农奴制摧毁后，十八世纪进入了工业革命，国家开始工业化了，没有农民，就不存在农民起义。
所以当英国人法国人开启鸦片战争时，中国这边还在闹太平天国，两边看对方都懵逼。
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新世界后，又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悲怆之情开始自我反思，其实说穿了就是生产力的问题，不是啥民族原罪的问题。
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在书房里发了一天呆，从农民起义开始，一直聊到中央集权对世界的影响。
随着窗外天色渐淡，这一年最后的时光也将要走完。
最后想做个总结，就是中国这块地，因为拥有“与国土走向相同的大江河”这一特殊体质，她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一直跟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思想不一样，民众不一样，政体也不一样。
要寻找治理中国最好的方式，不要生搬硬套任何世界上的治国理论，而是要多思考、多推理、多实践，才能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政治理念和治理方法。
博采众长，再融入自己民族的特点，才是我们这个国家，以后成长的最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