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功绩[朗读]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改革开放前期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表现出充分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谈到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领导干部退休成为制度，既是管理方法问题，也是管理制度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深刻，特别是党内权力过于集中，会导致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就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破除封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长制作风，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着手，从改革制度、完善制度着力，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在注重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有一个非常独到深刻的见解，就是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因此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讲到领导职务终身制就是封建残余，必须克服，必须解决。当法拉奇问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坚定地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中共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从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后的一系列有关人事干部制度的完善，到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高层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形成并且能够真正地推行实施，直至最后成熟定型。1993年9月，邓小平再次讲到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个曾经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发挥过重要影响的问题：“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遵循了顶层设计、重点突破、自上而下、合理推进的有效方法。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讲了两条最重要的意见：“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用了十年的时间，实施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提出退休制度的设想，在干部队伍中尤其是一大批共和国的元勋、元老以及功臣中间取得基本共识，形成由中央制定的符合阶段性发展要求的干部退休方案；第二步，设立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即顾问委员会，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积极稳妥地处理好领导干部队伍吐故纳新的长久之制与权宜之策所作的战略抉择，这样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的存在为这项制度的改革留出了时间和空间；第三步，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干部新老交替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坚决地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地方顾问委员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条不紊地实现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
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坚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信心和决心，不遗余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命运考虑，80年代初，坚决地表明任何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能是无限期的态度；90年代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讲，如果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正常的。民主政治要求淡化和弱化个人作用，形成集体领导制度，减少决策中的随意性与重大失误。他从自己做起，为实现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在中共十三大之后的几年里，每年有近百万干部按照规定离休退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表态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并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