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不忘、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欲想治国，必先懂史。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走深，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挖掘更多精神“富矿”，于党史国史中感悟、践行、坚守。
于党史国史中感悟“”，感恩图报回望来时的路。《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党员干部学史，要有“第一人称”的代入感，将自己摆进历史，在历史的海洋中听一听先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言壮志。
看一看星星之火燃起的熊熊燎原之势。
走一走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以历史的思维和眼光回眸往昔岁月、审视来时路。98年来，是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从低谷走向复兴、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落后走向领先，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变的是人民群众越来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永恒不变的是产党人为带领人民站起来的。
于党史国史中践行“”，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建国以来，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愈艰难，就愈要走”的信念，才成就如今的波澜壮阔。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感悟，更要以行动践行，努力拼搏，团结奋进，担负起人民和时代时代赋予的使命。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干、大胆创新干、久久为功干、尽心竭力干、坦坦荡荡干，跨越“雪山”“草地”，征服“娄山关”“腊子口”，做复兴路上只争朝夕的“行动派”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以实干为基，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
于党史国史中坚守“”，砥砺前行展望未来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彰往而知来。修好党史国史这门“必修课”，党员干部要以每一名伟大的共产党员先辈为镜，尊重历史、顺应时代、思考未来，时刻审问、传承、坚守，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才能跟得上党中央要求、赶得上时代步伐、推得进事业发展。
才能以清醒的头脑迎接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才能守诺如初，践诺不辍，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未来每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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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 11篇[朗读]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因为党领导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繁荣富强。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编写中注意把握五条线索，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理想信念、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党的自身建设。把握好这五条完整贯穿全书的主要脉络，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开展好党史学习的可靠途径。
线索一：党的初心使命
在全书叙述中，也始终围绕这一线索展开。从大事来看，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本身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阶段性胜利，就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在具体叙述上，从土地革命的意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等，都明确点出了党的初心使命。
线索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历史性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一大特点在于生动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简史》明确指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接着，叙述了在抗战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与系统阐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线索三：坚定理想信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这在百年党史上有很多事例。对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丰富体现。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均有述及，这些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体现。
线索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优良传统和成功密码，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五：党的自身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中国共产党简史》忠实记录百年党建的大事、要事。
线索一：党的初心使命
在全书叙述中，也始终围绕这一线索展开。从大事来看，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本身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阶段性胜利，就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在具体叙述上，从土地革命的意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等，都明确点出了党的初心使命。
线索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历史性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一大特点在于生动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简史》明确指出，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接着，叙述了在抗战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与系统阐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线索三：坚定理想信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这在百年党史上有很多事例。对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丰富体现。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均有述及，这些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体现。
线索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优良传统和成功密码，是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五：党的自身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中国共产党简史》忠实记录百年党建的大事、要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当我合上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时，心中的激动溢于言表，满腔的感慨难以言说——人类的语言终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短短五百三十一页如何能够道尽这百年的沧桑与辉煌?如何能奏出这慷慨激昂的伟大乐章。
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更体会不到前辈们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艰辛，生活在新中国的我们，走的是先辈们铺好的康庄大道。所以，通过本书去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去感悟党的奋斗初心，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坚定信念，不仅“正当其时，十分必要”，而且能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未来。
这是需要我们用心感悟的指引书。从“井冈山驻地的燎原星火”到“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告”；从“春天的故事”到“迈向新时代”。百年漫漫征途，见证了无数共产党人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的崇高精神。前有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三百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今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三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贫困地区，一千八百多名党员将生命奉献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看懂了这段光辉历史，也就能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感悟了其中精髓，也就能锤炼过硬素质，如此便能呵护初心和使命，永葆鲜红色彩。“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认真学习党史，细学笃行，便能找准信仰的立足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坚定心中信仰。只要我们以党史为精神指引，用党史激励自己，就能更加爱岗敬业，增强工作中的担当责任意识，就能更好地践行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需要我们潜心学习的警示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党史，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便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正面典型教育自己，以反面教材警醒自己，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端正立场，炼就一颗坚定的初心。反复潜心学习，就如同饮茶，唇齿留香，时时刻刻都能从党史中汲取信仰力量，时时处处都能警醒自己，将初心和使命铭记在心，见之于行，牢固树立知敬畏、存戒惧的思想，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在关键时刻不犯迷糊。
这是激励我们书写未来的请战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合上过往之书，眺望前方之路。今天我们是党史的学习者，但同样我们也是未来的续写者。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锻筋炼骨，同心协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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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了这段光辉历史，也就能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感悟了其中精髓，也就能锤炼过硬素质，如此便能呵护初心和使命，永葆鲜红色彩。“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认真学习党史，细学笃行，便能找准信仰的立足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坚定心中信仰。只要我们以党史为精神指引，用党史激励自己，就能更加爱岗敬业，增强工作中的担当责任意识，就能更好地践行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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