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按照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根据工作安排，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在这里共同上一节党课，主要是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学习情况，和同志们一同交流一下心得、感悟和收获。
这次党课内容的设计想法和思路是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份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强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此次主题教育中的重点学习内容，学习好党史、新中国史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初心，寻找理想信念的根源。
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共产党人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初心”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支撑共产党人度过那段的苦难的历史?为什么“初心”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在新时代会有如此高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想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
今天的讲课内容我就从几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入手，回顾红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共同感悟什么是红色精神以及我们怎样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
一、追寻足迹、回顾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
(一)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内容主要包含：不畏艰难、铁心向党的坚定信念，是敢于磨练、咬定青山的顽强毅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不朽灵魂，百折不挠、积极乐观精神品质。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这段长征历史，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简要概括：时间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时2年，行程65000余里(我们通常说的2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行程)，跨越14个省份，开始时的30万人，胜利会师后仅剩5万余人。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河流(其中大河24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的极限。通过以上的几组数据，我们可以想象，长征是一段多么艰苦艰难的岁月。
长征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壮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千里冰封的皑皑雪山，数不尽的坎坷劫难，成千上万的围追堵截，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放弃。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血战湘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等。无数红军将士倒在了长征途中，但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没有阻挡红军将士铁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始终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不朽革命斗志，以百折不挠、积极乐观精神品质，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壮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的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延安精神是我们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比如，艰苦奋斗既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
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1947年，中共中央从延安战略转移，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延安，当他看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那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差别的窑洞时，他感到十分震惊，他难以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他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据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回忆，看完毛泽东的窑洞，蒋介石那晚一晚上没睡着。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誉之为“兴国之光”“东方魔力”“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感叹创造这种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为“神奇的队伍”。
(三)雷锋精神。
周恩来把雷锋精神精辟的概括为四句话，叫“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60年代初期，国内粮食紧缺，物资匮乏，同时苏联撤走了在所有在中国援助援建的专家，那是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雷锋以其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染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鼓舞着新中国的每一位建设者。
雷锋从他参军的第一天起，他就立下了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的志愿，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作为党员的理想和信念，而且都付诸了行动。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一个特殊的日子给自己许下愿望，而且许下一个崇高的愿望，并且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心愿去努力奋斗，这就是雷锋的可贵。他没有说大话空话，他的生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言行就是这样和他的愿望一致地呈现出来的。“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是歌词里唱到的。
同样，雷锋还有一段至理名言，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雷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价值，正确理解并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他走在时代前列，称为一名杰出的士兵和优秀党员。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他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愿意永远做一颗螺丝钉。在敌强我弱的革命年代，不依靠群众，不为人民服务就是死路一条，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是死路一条。但是现在日子好了，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现象就容易滋生了，这直接会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xx年9月28日在辽宁抚顺考察时讲到，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这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雷锋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还有“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红旗渠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等等。
二、感悟历程，体会什么是红色精神
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可能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是通过我们的学习，红色精神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那是因为这些红色精神包含了许多的共同点，而这就是我们理解红色精神的真谛和实质，也就是我要讲得第二点内容，什么是红色精神？
(一)红色精神是敢于探索、勇闯新路的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了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长征时期，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李德、博古执意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师，与敌人硬碰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没有盲目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照搬苏联的路线方针，而是结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做出的正确选择，勇闯出了符合实情的一条新路。
(二)红色精神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长征时期，在四渡赤水中，中央红军以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3万中央红军抵过了一群军事家，拥有40万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的国民党敌军，并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之后又巧渡金沙江，把敌人40万追兵全部甩在了金沙江南岸。面对敌人的重兵，我想如果没有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精神，怎能完成如此的壮举呢?延安时期，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话指出要坚持“抗日救国”的方向，就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抗日战争中，抗大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民族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也形成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精神。
(三)红色精神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把祖国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红军将士们忍受着极寒交迫、天寒地冻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依然时刻考虑着他人，那个马背上的小红军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军，即便在饿的只靠一块骨头充饥的情况下，还在惦记着战友。
在战士们都没有了口粮时，周恩来却把自己仅有的半碗青稞面泡上水分到了战士们的手中，还有三位女红军在一户老乡家借宿之后，看到主人没有被子，把三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了半条留了了女主人。国际友人白求恩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救治我军伤员忘我工作，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后牺牲在战斗一线。还有我们的雷锋同志时刻把自己当成一颗螺丝钉，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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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长征精神 微党课讲稿 11篇[朗读]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4、长征中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为什么要选择陕西作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四、长征精神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4、长征中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为什么要选择陕西作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四、长征精神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长征精神以越来越深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到长征路上去追寻，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西行，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6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西行，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6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4、长征中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为什么要选择陕西作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四、长征精神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4、长征中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为什么要选择陕西作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四、长征精神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参观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馆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当年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长征，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这是接续进行的。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是指引我们夺取新长征胜利的行动指南？
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伟大的长征精神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又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无论处在什么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进行发掘，都会产生新的震撼，受到新的激励。它的深刻内涵集中体现在“五坚五力”上？
一是坚信不疑的定力。长征途中，红军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高山大川、激流险滩的阻隔困扰。是什么力量支撑红军官兵攻坚克难，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有着为全体工农大众求解放的坚定信念。长征开路先锋杨成武将军说：“许多红军战士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的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所信仰的革命事业。”张闻天同志说：“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也走不了。”正是凭着这种对革命理想坚信不疑的定力，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谱写了壮怀激烈的英雄赞歌？
二是坚韧不拔的毅力。翻开长征的历史，看看这些令人震撼的数字：中央红军翻越大山18座、跨过大河24条，历经八个省份两万五千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方能休整一次，日均行军74里.....而这些都是在经历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等极度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处处挑战生命的极限。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那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毅力。他们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是坚如磐石的合力。在整个长征中，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无时不体现着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同志情、战友爱。朱德总司令多次把伤兵扶上自己的战马，自己却徒步前进;右臂重伤截肢的红军师长贺炳炎，不但让出坐骑给伤病员，而且还为之牵马引路。许多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所剩不多的干粮让给战士，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的生命。在极度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中，官帮兵、强帮弱、大帮小、有帮无，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形成了团结友爱、坚如磐石的合力，才使红军成为打不倒、压不垮、拖不烂的钢铁洪流。
四是坚强后盾的伟力。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是革命的母亲，革命是为了人民。长征伊始，红军就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群众争取自身利益。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各族人民纷纷慷慨解囊，支援红军。仅阿坝地区，就为红军筹集粮食1000万公斤，还有大量的牲畜和食盐。正是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所形成的坚强后盾，才使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五是坚不可摧的强力。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此，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大胜直罗镇，等等。不仅演绎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观，而且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即使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企图分裂红军，却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一旦形成，无论是外部敌人的进攻，还是内部错误路线的干扰，都无法撼动这个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这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永远在路上。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长征永远在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新长征是当年红军长征的继续与发展。因此，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正当其时，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这是我们党无坚不摧、克难制胜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面临的虽不是血与火的战斗，却有糖衣炮弹的攻击;虽不是生与死的考验，却有名与利的诱惑。能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关键就看能不能铸牢理想信念这个精神支柱。所以，弘扬长征精神，最根本的是补足精神之“钙”，打好理想信念之基，练就金刚不败之身，始终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从容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在深化改革上攻坚克难。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面临涉深水区、啃硬骨头的重大历史任务。如同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必须付出代价，作出某些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年，红军为了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今天，我们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即使个人利益受点损害，又有什么舍不得的?所以，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责任担当，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破私心，抓难点，补短板，求突破，使党的事业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向前？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既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长征期间，红军在没有后方依托的情况下，由于执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民族政策和严明的部队纪律，使沿途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把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才能得民心，顺民意，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长征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是党的坚强有力领导的胜利。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肩负的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与当年红军长征相比，并不是轻了，在某种方面甚至是更严峻了。面对“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部署，既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又要加强党的理论、思想、组织、纪律、制度建设，使党成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坚强领导核心。
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伟大的长征精神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又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无论处在什么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进行发掘，都会产生新的震撼，受到新的激励。它的深刻内涵集中体现在“五坚五力”上？
一是坚信不疑的定力。长征途中，红军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高山大川、激流险滩的阻隔困扰。是什么力量支撑红军官兵攻坚克难，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有着为全体工农大众求解放的坚定信念。长征开路先锋杨成武将军说：“许多红军战士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的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所信仰的革命事业。”张闻天同志说：“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也走不了。”正是凭着这种对革命理想坚信不疑的定力，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谱写了壮怀激烈的英雄赞歌？
二是坚韧不拔的毅力。翻开长征的历史，看看这些令人震撼的数字：中央红军翻越大山18座、跨过大河24条，历经八个省份两万五千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方能休整一次，日均行军74里.....而这些都是在经历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等极度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处处挑战生命的极限。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那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毅力。他们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是坚如磐石的合力。在整个长征中，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无时不体现着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同志情、战友爱。朱德总司令多次把伤兵扶上自己的战马，自己却徒步前进;右臂重伤截肢的红军师长贺炳炎，不但让出坐骑给伤病员，而且还为之牵马引路。许多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所剩不多的干粮让给战士，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的生命。在极度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中，官帮兵、强帮弱、大帮小、有帮无，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形成了团结友爱、坚如磐石的合力，才使红军成为打不倒、压不垮、拖不烂的钢铁洪流。
四是坚强后盾的伟力。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是革命的母亲，革命是为了人民。长征伊始，红军就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群众争取自身利益。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各族人民纷纷慷慨解囊，支援红军。仅阿坝地区，就为红军筹集粮食1000万公斤，还有大量的牲畜和食盐。正是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所形成的坚强后盾，才使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五是坚不可摧的强力。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此，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大胜直罗镇，等等。不仅演绎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观，而且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即使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企图分裂红军，却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一旦形成，无论是外部敌人的进攻，还是内部错误路线的干扰，都无法撼动这个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这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永远在路上。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长征永远在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新长征是当年红军长征的继续与发展。因此，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正当其时，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这是我们党无坚不摧、克难制胜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面临的虽不是血与火的战斗，却有糖衣炮弹的攻击;虽不是生与死的考验，却有名与利的诱惑。能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关键就看能不能铸牢理想信念这个精神支柱。所以，弘扬长征精神，最根本的是补足精神之“钙”，打好理想信念之基，练就金刚不败之身，始终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从容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在深化改革上攻坚克难。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面临涉深水区、啃硬骨头的重大历史任务。如同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必须付出代价，作出某些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年，红军为了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今天，我们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即使个人利益受点损害，又有什么舍不得的?所以，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责任担当，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破私心，抓难点，补短板，求突破，使党的事业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向前？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既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长征期间，红军在没有后方依托的情况下，由于执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民族政策和严明的部队纪律，使沿途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把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才能得民心，顺民意，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长征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是党的坚强有力领导的胜利。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肩负的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与当年红军长征相比，并不是轻了，在某种方面甚至是更严峻了。面对“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部署，既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又要加强党的理论、思想、组织、纪律、制度建设，使党成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