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经典故事集合16篇[朗读]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2001年参加工作，15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2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刑”的刑罚：5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记者见到了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亲戚抚养，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刘帅说，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可以想象，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和平说。
纵有万般柔情，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人民幸福，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这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如今，每年都有超过60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感受烈士精神，凭吊烈士英魂。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刘帅说，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句话，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生命写照。

刘胡兰的故事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
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