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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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简史授课辅导[朗读]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收录了总书记2019年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文章强调，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启之年。组工干部要身体力行，从党史中汲取养分，继续弘扬“赶考”精神，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向党和人民交出新的满意答卷。
用“苟利社稷”的担当，抓实“赶考”落实。组工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抓住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有利契机，引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将换出一片好风气、选出一届好代表、配强一个好班子，作为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的工作抓手，把田间地头当“阵地”，经常“下地”，通过实地走访、谈心谈话等，了解各级领导班子在日常工作、队伍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中的成绩与不足。要深入一线，当好“协调员、监督员、指导员”，通过调研督导，加大对基层党组织“面对面”指导，确保换出赢得组织、群众“双满意”的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
用“抓铁有痕”的韧劲，走实“赶考”道路。国以才治，政以才兴。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管人才的人才，更加需要练就一双“鹰眼”，敏锐把握党员群众需求，为党和国家事业注入“一池春水”。在选拔干部时，公道正派地选出人民满意、为民谋利的优秀干部。用好“引留用”手段，不断培养“一肩挑”人选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中坚力量。
助力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致富。
用“登高望远”的胸怀，写好“赶考”答卷。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精神，认清形势、登高望远，和上级保持一致，组工干部不仅要认真按照文件要求执行，还要不断想方法找思路，在执行过程中去创新突破，让组织工作告别枯燥而活跃起来。用活红色资源，通过参观红色现场教学点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学思悟践、交流心得。挖掘打造“党建+”特色党支部，以党建促业务发展。采取挂职锻炼、学习培训、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干部能力素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好干部队伍，在实现“中国梦”的“赶考”路上，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启之年。组工干部要身体力行，从党史中汲取养分，继续弘扬“赶考”精神，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向党和人民交出新的满意答卷。
用“苟利社稷”的担当，抓实“赶考”落实。组工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抓住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有利契机，引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将换出一片好风气、选出一届好代表、配强一个好班子，作为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的工作抓手，把田间地头当“阵地”，经常“下地”，通过实地走访、谈心谈话等，了解各级领导班子在日常工作、队伍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中的成绩与不足。要深入一线，当好“协调员、监督员、指导员”，通过调研督导，加大对基层党组织“面对面”指导，确保换出赢得组织、群众“双满意”的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
用“抓铁有痕”的韧劲，走实“赶考”道路。国以才治，政以才兴。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管人才的人才，更加需要练就一双“鹰眼”，敏锐把握党员群众需求，为党和国家事业注入“一池春水”。在选拔干部时，公道正派地选出人民满意、为民谋利的优秀干部。用好“引留用”手段，不断培养“一肩挑”人选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中坚力量。
助力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致富。
用“登高望远”的胸怀，写好“赶考”答卷。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精神，认清形势、登高望远，和上级保持一致，组工干部不仅要认真按照文件要求执行，还要不断想方法找思路，在执行过程中去创新突破，让组织工作告别枯燥而活跃起来。用活红色资源，通过参观红色现场教学点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学思悟践、交流心得。挖掘打造“党建+”特色党支部，以党建促业务发展。采取挂职锻炼、学习培训、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干部能力素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好干部队伍，在实现“中国梦”的“赶考”路上，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因为党领导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繁荣富强。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1931年-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一直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才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20世纪斗争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2、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出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客观上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和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见于中国的记载。随后，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在于：五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3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7月30日晚，由于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五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期间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1、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党史上，通常从193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段历史，称作“大革命时期”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和低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广泛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党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联合的主要对象确定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广州召开)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于是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得以迅猛发展。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数增加了10倍，并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国共合作结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硕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并不能掩盖和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随着1935年3月12日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渐滋长。北伐战争胜利后，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开始露出反共面目，与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党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党史上，通常将从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这个时期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党开始进入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党员数量从1938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0年的10万多人。这样，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3、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历时八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周恩来等送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把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上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转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组织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史称“百团大战”。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敌后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
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敌后武装斗争，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法打击日伪军，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夏天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普遍发起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中打击日伪军，恢复巩固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的领导能力大为提高，自身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党史上把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称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霸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然而，通过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及其后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其它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下付之东流。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人民解放军战争所具有的正义的革命性质。为赢得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1949年-1978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过度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国伊始，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到1950年6月，党和国家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打好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场经济仗。
1952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惩处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净化了社会风气，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要工作。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推进。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总之，“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奇迹。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随着新生的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种模式，而且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党面临着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综合平衡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两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严重缺陷。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发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在工业方面，盲目提高钢产量指标，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教育、文艺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展“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大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地觉察到了，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左”，“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逐步发展起来，终于使1965年初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科教文卫事业、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结果。从它的起因看，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还有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别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内乱期间，尽管情况十分困难，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继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三、1978年-至今，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场内乱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调整。然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阻碍，使党无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够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国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救助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3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次大会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大会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领导集体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平稳而顺利的交接，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四)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全党指导思想的确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努力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五)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2012年11月8日，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本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经过本次代表大会修改完善，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科学部署了“两个百年”和“两个翻一番”的奋斗，为全面夺取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六)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指导的确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