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方舟
从去年开始，我非常讨厌一个说法，就是“被流量之神眷顾”，或者，流量来了，“要接住泼天的富贵”
我的不适并不是因为文化精英的傲慢，而是来自于作为人的骄傲。
我讨厌算法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类似于万神殿里的诸神一般的存在，它无所不能的神力充满了随机性，我们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唤起它的注意，才能获得短暂的眷顾。然后，它又被别人吸引。
如果你没有“接住泼天的流量”，那不仅是浪费了机会，简直是对流量之神的亵渎。
每次看到类似“求求大数据看我”的说法，我都在想：凭什么求它？它就像是《绿野仙踪》里的大巫师，其实就是个马戏团工作人员罢了。
我曾经听人讲过如何“被大数据看到”，大概是先要设置怎样的关键词，才有可能进入某个流量池，然后，或许，非常幸运地能被“抓取”到。
我听着就生气了。让我生气的，是自己面对算法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焦虑。我与算法之间不仅是不对等的，甚至是无法对话的，就像是娃娃机里的玩偶不能和抓它的机械手臂交流。
我们对算法的一切试探和讨好都被吸进了一个装满数据的黑盒子，连你的愤怒也成为了被计算的一部分。
这是现代生活最无力的体验之一。卡夫卡写过，让主角陷入困境的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是一纸不知道哪层机关下达的公文，一则已经不可追究的指令。到了今天，是一套捉摸不透的算法。
今天上午，我刚好看了一本书，叫《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得扁平》（书写得还行，但并没有精彩到非看不可）。世界是平的，也是扁的，全世界的文化相对于千禧年，都变得没有活力。
书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说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品位外包给了算法。我们还来不及探索自己的喜好，就已经被算法推荐了从穿衣吃饭到听歌看书看电影的生活选择。
而人的欲望是有可塑性的，当算法一直把一些我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推荐，我们会以为那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比如，我前段时间对各种号称“老钱风”的服装没有抵抗力，哪怕我不老也没钱。
当我们外包了自己的趣味，一切探索都变成了重复。
前几天我去故宫附近，看到很多女孩穿着类似的格格装，化着类似的妆，在一模一样的红墙前回眸。我疑惑了很久——我以为人的天性是想要与众不同，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因为这种打扮装容场景和动作的搭配，是已经被算法验证过的美丽。
德里罗当年写过一本号称可以媲美《1984》的小说叫《白噪音》，主角和同事去探访被全美最多摄影师拍过的谷仓，那个谷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唯一的特别就是被拍摄得特别多。同事对主角说：“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捕捉形象，而是来巩固这个形象。每张照片都强化了这个氛围。”
算法能够左右我们的文化生活和审美，因为它制定了一条非常不公平的规则：要么人尽皆知，要么无人问津。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出版行业的数据，2024年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书连一次被推荐曝光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数据把我震惊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算法反复把全部曝光的机会给了少数的书？流行的东西被推送得越多，就被选择得越多，被选择得越多，就被推送得越多。过去我们认为的小众文化或许还有一些固定的受众和被偶然被发现的可能性，现在，它们可能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算法会让文化越来越没有活力？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它的标准是审美的最大公约数：最容易记住的旋律、最让人愉悦的颜色、最不触怒人或让人恐惧的叙事。总而言之，最标准化的文化产品。
可是，真正改变过我们的，从来就不是这些温吞的东西，而是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难以入眠的、被震得动弹不得的艺术。
就像最近，我因为看了奈飞拍的剧《百年孤独》，又开始重读马尔克斯，每天就像得了甲流一样混沌难眠，甚至觉得从内心蔓延到身体的疼痛，这种体验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如果再也没有人创造这些挑衅的、让人困惑又兴奋的作品了怎么办。
如果作品创作出来，却因为算法不推荐，没人看见怎么办。
如果它被看见了，我们却因为被动消费了太多平庸的作品，已经倦怠麻木到失去了对它的感受力怎么办。
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让我恐惧。
那么，该如何过一种不被算法控制的文化生活。
我看的这本《扁平时代》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解决方案：要对抗算法带来的同质化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主动为自己的穿着选择色系，主动选择自己通勤路上要听的歌，主动选择吃晚饭时要看的电影。你可以把生活当作一个展览，你自己成为策展人。
我一直向朋友们推荐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书店，因为只有在书店，你才可能翻起一本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书。
而我看的电影，几乎全部来自朋友的推荐。被推荐、观看、反馈、交流，这个过程就会变成一场小小的关于文化的交流。
我新年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多分享，分享我真的喜欢，给我带来或巨大或微小感触的作品，也许是书、电影、音乐、展览，也许是某个旅游的地点、一个观点、一条散步的路线。
过去，我觉得分享可有可无，甚至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的羞耻感，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对抗。
我不要把自己审美的权力让渡给算法，我不要乞求流量之神的眷顾。绝不。（蒋方舟）。
来源： 蒋方舟的跋涉。
从去年开始，我非常讨厌一个说法，就是“被流量之神眷顾”，或者，流量来了，“要接住泼天的富贵”
我的不适并不是因为文化精英的傲慢，而是来自于作为人的骄傲。
我讨厌算法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类似于万神殿里的诸神一般的存在，它无所不能的神力充满了随机性，我们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唤起它的注意，才能获得短暂的眷顾。然后，它又被别人吸引。
如果你没有“接住泼天的流量”，那不仅是浪费了机会，简直是对流量之神的亵渎。
每次看到类似“求求大数据看我”的说法，我都在想：凭什么求它？它就像是《绿野仙踪》里的大巫师，其实就是个马戏团工作人员罢了。
我曾经听人讲过如何“被大数据看到”，大概是先要设置怎样的关键词，才有可能进入某个流量池，然后，或许，非常幸运地能被“抓取”到。
我听着就生气了。让我生气的，是自己面对算法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焦虑。我与算法之间不仅是不对等的，甚至是无法对话的，就像是娃娃机里的玩偶不能和抓它的机械手臂交流。
我们对算法的一切试探和讨好都被吸进了一个装满数据的黑盒子，连你的愤怒也成为了被计算的一部分。
这是现代生活最无力的体验之一。卡夫卡写过，让主角陷入困境的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是一纸不知道哪层机关下达的公文，一则已经不可追究的指令。到了今天，是一套捉摸不透的算法。
今天上午，我刚好看了一本书，叫《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得扁平》（书写得还行，但并没有精彩到非看不可）。世界是平的，也是扁的，全世界的文化相对于千禧年，都变得没有活力。
书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说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品位外包给了算法。我们还来不及探索自己的喜好，就已经被算法推荐了从穿衣吃饭到听歌看书看电影的生活选择。
而人的欲望是有可塑性的，当算法一直把一些我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推荐，我们会以为那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比如，我前段时间对各种号称“老钱风”的服装没有抵抗力，哪怕我不老也没钱。
当我们外包了自己的趣味，一切探索都变成了重复。
前几天我去故宫附近，看到很多女孩穿着类似的格格装，化着类似的妆，在一模一样的红墙前回眸。我疑惑了很久——我以为人的天性是想要与众不同，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因为这种打扮装容场景和动作的搭配，是已经被算法验证过的美丽。
德里罗当年写过一本号称可以媲美《1984》的小说叫《白噪音》，主角和同事去探访被全美最多摄影师拍过的谷仓，那个谷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唯一的特别就是被拍摄得特别多。同事对主角说：“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捕捉形象，而是来巩固这个形象。每张照片都强化了这个氛围。”
算法能够左右我们的文化生活和审美，因为它制定了一条非常不公平的规则：要么人尽皆知，要么无人问津。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出版行业的数据，2024年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书连一次被推荐曝光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数据把我震惊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算法反复把全部曝光的机会给了少数的书？流行的东西被推送得越多，就被选择得越多，被选择得越多，就被推送得越多。过去我们认为的小众文化或许还有一些固定的受众和被偶然被发现的可能性，现在，它们可能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算法会让文化越来越没有活力？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它的标准是审美的最大公约数：最容易记住的旋律、最让人愉悦的颜色、最不触怒人或让人恐惧的叙事。总而言之，最标准化的文化产品。
可是，真正改变过我们的，从来就不是这些温吞的东西，而是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难以入眠的、被震得动弹不得的艺术。
就像最近，我因为看了奈飞拍的剧《百年孤独》，又开始重读马尔克斯，每天就像得了甲流一样混沌难眠，甚至觉得从内心蔓延到身体的疼痛，这种体验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如果再也没有人创造这些挑衅的、让人困惑又兴奋的作品了怎么办。
如果作品创作出来，却因为算法不推荐，没人看见怎么办。
如果它被看见了，我们却因为被动消费了太多平庸的作品，已经倦怠麻木到失去了对它的感受力怎么办。
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让我恐惧。
那么，该如何过一种不被算法控制的文化生活。
我看的这本《扁平时代》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解决方案：要对抗算法带来的同质化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主动为自己的穿着选择色系，主动选择自己通勤路上要听的歌，主动选择吃晚饭时要看的电影。你可以把生活当作一个展览，你自己成为策展人。
我一直向朋友们推荐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书店，因为只有在书店，你才可能翻起一本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书。
而我看的电影，几乎全部来自朋友的推荐。被推荐、观看、反馈、交流，这个过程就会变成一场小小的关于文化的交流。
我新年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多分享，分享我真的喜欢，给我带来或巨大或微小感触的作品，也许是书、电影、音乐、展览，也许是某个旅游的地点、一个观点、一条散步的路线。
过去，我觉得分享可有可无，甚至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的羞耻感，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对抗。
我不要把自己审美的权力让渡给算法，我不要乞求流量之神的眷顾。绝不。（蒋方舟）。
来源： 蒋方舟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