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每天都在报道大量的负面事件,例如某明星被发现出轨、某地发生恶性伤人事件等等。
由于“负性信息偏好”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引起我们厌恶、反感或者心理冲突的新闻给予额外的关注,所以相比于那些正能量新闻,那些负面信息总是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所以人们总是会对那些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线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们的心理受到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郁”,表现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他们拥有很强的洞察力,喜欢去探寻事物背后的真相。
例如,他们发现朋友们每天谈论的都是诸如吃喝拉撒睡的无聊问题,就会看到社会平庸、不求上进的一面。从大方向来看,他们也会透过各种社会负面现象看到关于人权、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黑人暴乱,暴力和歧视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瞬间,很多中国人不顾国界,纷纷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
又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顶替事件”,寒窗苦读十几年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上大学,一个家庭的投入被浪费,一个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这样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我们整天被泡在这样的信息中,似乎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着改变。
据调查,看新闻时长与抑郁水平呈正比关系,即花越多的时间看新闻,抑郁水平越高,可见新闻中的负面信息已经对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些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现在的人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水平也较高,对于善恶、美丑、好坏的分辨能力普遍较强,所以人们抵抗负面信息对自己的侵蚀的能力也较强。
那么为什么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难道人们都失去了理智吗?
其实,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在说服信息与态度主体原有态度存在差异,并引起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政治性抑郁者”每天接触大量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的正面态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的态度才会逐渐发生改变,才会逐渐因为这些差异而对社会感到失望和厌倦。
社会心理学家伯克纳等人曾让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咨询员给出关于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觉的小时数信息。
每个参与者从一位传递者那里获得一种信息,如应该睡8小时、应该睡7小时等等。
由于大多数参与者最初认为8小时是最合适的,所以他们最初态度与8小时之间的差异为0。
而随着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态度之间的差异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时、6小时等,以此类推,他们态度的改变量也随之增大。
最终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态度的改变量随着信息差异的增大而增加,超出这个范围,人们的态度改变量会下降。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自我意识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强,但还是抵不过每天狂轰滥炸的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态度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现状越来越担忧。
人们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郁”,对社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对生活的失控感,还与一个因素有关,即负面信息的重复。
卡斯泊和佩蒂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让被试反复听分别来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结果发现强有力的信息的重复增加了被试的态度改变量。
所以当信息可信并且重复呈现的时候,人们的态度会逐渐发生改变,而那些花大量时间看负面新闻的人们正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郁”呢?
基于上述的研究,我们知道反复地接受信息、负面信息与原有态度差异大都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担忧和对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看新闻的次数,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做一些能够产生积极自我概念的事,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简言之,远离负能量。
由于“负性信息偏好”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引起我们厌恶、反感或者心理冲突的新闻给予额外的关注,所以相比于那些正能量新闻,那些负面信息总是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所以人们总是会对那些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线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们的心理受到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郁”,表现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他们拥有很强的洞察力,喜欢去探寻事物背后的真相。
例如,他们发现朋友们每天谈论的都是诸如吃喝拉撒睡的无聊问题,就会看到社会平庸、不求上进的一面。从大方向来看,他们也会透过各种社会负面现象看到关于人权、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黑人暴乱,暴力和歧视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瞬间,很多中国人不顾国界,纷纷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
又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顶替事件”,寒窗苦读十几年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上大学,一个家庭的投入被浪费,一个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这样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我们整天被泡在这样的信息中,似乎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着改变。
据调查,看新闻时长与抑郁水平呈正比关系,即花越多的时间看新闻,抑郁水平越高,可见新闻中的负面信息已经对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些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现在的人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水平也较高,对于善恶、美丑、好坏的分辨能力普遍较强,所以人们抵抗负面信息对自己的侵蚀的能力也较强。
那么为什么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难道人们都失去了理智吗?
其实,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在说服信息与态度主体原有态度存在差异,并引起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政治性抑郁者”每天接触大量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的正面态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的态度才会逐渐发生改变,才会逐渐因为这些差异而对社会感到失望和厌倦。
社会心理学家伯克纳等人曾让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咨询员给出关于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觉的小时数信息。
每个参与者从一位传递者那里获得一种信息,如应该睡8小时、应该睡7小时等等。
由于大多数参与者最初认为8小时是最合适的,所以他们最初态度与8小时之间的差异为0。
而随着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态度之间的差异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时、6小时等,以此类推,他们态度的改变量也随之增大。
最终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态度的改变量随着信息差异的增大而增加,超出这个范围,人们的态度改变量会下降。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自我意识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强,但还是抵不过每天狂轰滥炸的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态度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现状越来越担忧。
人们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郁”,对社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对生活的失控感,还与一个因素有关,即负面信息的重复。
卡斯泊和佩蒂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让被试反复听分别来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结果发现强有力的信息的重复增加了被试的态度改变量。
所以当信息可信并且重复呈现的时候,人们的态度会逐渐发生改变,而那些花大量时间看负面新闻的人们正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郁”呢?
基于上述的研究,我们知道反复地接受信息、负面信息与原有态度差异大都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担忧和对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看新闻的次数,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做一些能够产生积极自我概念的事,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简言之,远离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