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肆虐欧洲大陆。当时，有人认为自我鞭笞流出的鲜血可以净化灵魂、抵御黑死病的侵害。于是人们拿起了铁棒，走上街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对自己棍棒相加。
社会在进步，人们自我惩罚方式也在进步——现如今，在大街上当众用铁棒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的景象已经很少见了，但在私底下用头撞墙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干过。实际上，生活中的自我惩罚现象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普遍得多——厌食暴食、强迫晚睡、疯狂工作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形式。
![人为什么为惩罚自己]()
人们为什么会惩罚自己？ 我们对自我惩罚最大的误解之一是——只有情绪状态不稳定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事实不是这样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群志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分为三组，第1组被要求回忆一件让自己感到歉疚的事，第2组回忆一件悲伤的事，第3组回忆最近一次去超市购物的经历(对照组)。在研究的第二部分，志愿者们被告知自己接下来将受到6次轻微的电击。第一次电击的电压被设定在一个可以被人体感受到、但不会造成疼痛的水平。然后，如果志愿者愿意，他们可以选择自行提高之后5次电击的强度。结果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三组中，只有第1组的志愿者们将电击强度提高到了“不适/痛苦”的水平。很明显，这是由于相比后两组被试，第1组被试在实验中被引发了歉疚情绪，因此选择通过加强电击来对自己施加自我惩罚。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者都是正常的大学生，并非预先被挑选出来的受虐狂或情绪状态不稳定的人。使用自我惩罚来减轻歉疚感的行为在类似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举个栗子，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通过实验操纵，使得a组志愿者拿走了原本属于b组志愿者的实验奖券，从而诱发a组志愿者的歉疚情绪。之后，实验者将a组成员分为两拨，分别安排进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有b组成员在场（房间1），另一个则没有（房间2）。两个房间里的a组成员都被要求完成“将手伸进冰水混合物里”这个任务，在房间1里的a组成员在冰水里坚持的时间要显著高于房间2里的a组成员。这也就是说，在面对被自己亏欠的人时，人们更可能对自己施加高强度的自我惩罚。
耐人寻味的是，实验中，实验对象对自己施加惩罚行为明显不是为了躲避黑死病这样的致命瘟疫，而只是为了减轻一些轻微的歉疚感，且这歉疚感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他们（被动）剥夺了一些陌生人的实验奖券而已(所有人都事先知道这些奖券中奖几率微乎其微)。 自我惩罚与歉疚感 歉疚感被认为是一种亲社会情绪（ pro-social emotion）——它可以维护我们的重要人际关系和维持社会的有序运作。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这种歉疚感付出个人层面的代价，因为没能及时得到疏解歉疚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抑郁、焦虑的助燃剂。通过实施自我惩罚可以释放歉疚感，我们的良心得到宽慰，从而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自我惩罚往往有双重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减轻内心的歉疚感，还能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另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施害者”在表面上为道歉所付出的代价越高，旁观者或受害者就会觉得道歉越真诚——这一点在所有主流文化中都是成立的——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无论旁观者与受害者是否有宗教信仰，也无论他们是信仰哪一教派。通过自我惩罚或代价高昂的道歉，个体公开展示了他们愿意以损害自己为代价来弥补对方损失的意愿，从而恢复他们在社会中的声誉。
自我惩罚的前因与后果 根据进化心理学家们的说法，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以某种形式进行声誉管理(reputation-management)，用以保持我们在自己社交圈子里的地位——小到自己家里，到大一点的朋友、同事或邻里圈子。自尊水平越低，我们对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自我形象的预期就越低，从而就越有可能采用自我惩罚的手段来挽回和管理自己的声誉。另一项研究调查显示，相较于不容易感到尴尬、害羞的人，羞耻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进行自我惩罚。这项研究再次证实了，自我惩罚作为一种声誉管理手段和歉疚缓冲机制，在生活中并不罕见。即使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有时也会做出自我伤害行为，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些或好看些。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但试图用自我惩罚来宽慰自己伤害他人之后的罪责感也许会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伤害自己同样会引发歉疚情绪，甚至使你陷入罪责感与自我伤害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
最后，比起各种现代版的“负荆请罪”，其实释放歉疚感、维护公众形象还有代价更小、效用更好的方式。例如，同样是缓解歉疚感、挽回个人声誉，参与公益慈善可能就要比自我伤害来得更有意义——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自我价值，甚至自我效能感。
社会在进步，人们自我惩罚方式也在进步——现如今，在大街上当众用铁棒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的景象已经很少见了，但在私底下用头撞墙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干过。实际上，生活中的自我惩罚现象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普遍得多——厌食暴食、强迫晚睡、疯狂工作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形式。
人们为什么会惩罚自己？ 我们对自我惩罚最大的误解之一是——只有情绪状态不稳定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事实不是这样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群志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分为三组，第1组被要求回忆一件让自己感到歉疚的事，第2组回忆一件悲伤的事，第3组回忆最近一次去超市购物的经历(对照组)。在研究的第二部分，志愿者们被告知自己接下来将受到6次轻微的电击。第一次电击的电压被设定在一个可以被人体感受到、但不会造成疼痛的水平。然后，如果志愿者愿意，他们可以选择自行提高之后5次电击的强度。结果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三组中，只有第1组的志愿者们将电击强度提高到了“不适/痛苦”的水平。很明显，这是由于相比后两组被试，第1组被试在实验中被引发了歉疚情绪，因此选择通过加强电击来对自己施加自我惩罚。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者都是正常的大学生，并非预先被挑选出来的受虐狂或情绪状态不稳定的人。使用自我惩罚来减轻歉疚感的行为在类似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举个栗子，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通过实验操纵，使得a组志愿者拿走了原本属于b组志愿者的实验奖券，从而诱发a组志愿者的歉疚情绪。之后，实验者将a组成员分为两拨，分别安排进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有b组成员在场（房间1），另一个则没有（房间2）。两个房间里的a组成员都被要求完成“将手伸进冰水混合物里”这个任务，在房间1里的a组成员在冰水里坚持的时间要显著高于房间2里的a组成员。这也就是说，在面对被自己亏欠的人时，人们更可能对自己施加高强度的自我惩罚。
耐人寻味的是，实验中，实验对象对自己施加惩罚行为明显不是为了躲避黑死病这样的致命瘟疫，而只是为了减轻一些轻微的歉疚感，且这歉疚感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他们（被动）剥夺了一些陌生人的实验奖券而已(所有人都事先知道这些奖券中奖几率微乎其微)。 自我惩罚与歉疚感 歉疚感被认为是一种亲社会情绪（ pro-social emotion）——它可以维护我们的重要人际关系和维持社会的有序运作。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这种歉疚感付出个人层面的代价，因为没能及时得到疏解歉疚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抑郁、焦虑的助燃剂。通过实施自我惩罚可以释放歉疚感，我们的良心得到宽慰，从而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自我惩罚往往有双重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减轻内心的歉疚感，还能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另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施害者”在表面上为道歉所付出的代价越高，旁观者或受害者就会觉得道歉越真诚——这一点在所有主流文化中都是成立的——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无论旁观者与受害者是否有宗教信仰，也无论他们是信仰哪一教派。通过自我惩罚或代价高昂的道歉，个体公开展示了他们愿意以损害自己为代价来弥补对方损失的意愿，从而恢复他们在社会中的声誉。
自我惩罚的前因与后果 根据进化心理学家们的说法，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以某种形式进行声誉管理(reputation-management)，用以保持我们在自己社交圈子里的地位——小到自己家里，到大一点的朋友、同事或邻里圈子。自尊水平越低，我们对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自我形象的预期就越低，从而就越有可能采用自我惩罚的手段来挽回和管理自己的声誉。另一项研究调查显示，相较于不容易感到尴尬、害羞的人，羞耻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进行自我惩罚。这项研究再次证实了，自我惩罚作为一种声誉管理手段和歉疚缓冲机制，在生活中并不罕见。即使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有时也会做出自我伤害行为，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些或好看些。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但试图用自我惩罚来宽慰自己伤害他人之后的罪责感也许会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伤害自己同样会引发歉疚情绪，甚至使你陷入罪责感与自我伤害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
最后，比起各种现代版的“负荆请罪”，其实释放歉疚感、维护公众形象还有代价更小、效用更好的方式。例如，同样是缓解歉疚感、挽回个人声誉，参与公益慈善可能就要比自我伤害来得更有意义——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自我价值，甚至自我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