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重申，“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中央政法委也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司法机关对于王书金案中“石家庄西郊案”部分的处理，再一次贯彻了证据裁判、综合判断、疑罪从无的原则，继聂树斌案之后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聂树斌案再审结果公布之际，我曾说过，聂树斌案与王书金案这两个案子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聂树斌案的再审，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定他无罪，给他彻底平反，那是基于证据裁判的基本要求。现在对于王书金，他是否是“石家庄西郊案”的真凶，同样要秉持法律的规定，按照证据裁判的基本原则，来进行审理，来完成死刑复核的后续过程。事实上，按照证据裁判的新理念，认定不了聂树斌的最终有罪，是因为聂树斌案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按照再审判决书的说法就是，基本事实也不清，基本证据也不牢固，主要就是凭他一个人的口供定案。那么反过来，现在要认定此起案件系王书金所为，同样也要重证据，而不能仅凭其口供。
其实，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每一次的疑罪从无均是“大考”，都须经受方方面面的质疑。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疑罪的存在是客观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因为司法终究是人的司法，受制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而案件事实千差万别，又无一例外都属于过去时。要想把案件真相还原、重现，不能仅凭想象和猜测，而需依赖证据。一旦证据缺失，或者虽有一定证据但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该何去何从？全然没有证据的情形容易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一定证据但又不够确实充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形成唯一结论的案件，此时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包括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就成了考验司法机关办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验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也成为考验社会大众法治观念、人权意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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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树斌案再审结果公布之际，我曾说过，聂树斌案与王书金案这两个案子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聂树斌案的再审，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定他无罪，给他彻底平反，那是基于证据裁判的基本要求。现在对于王书金，他是否是“石家庄西郊案”的真凶，同样要秉持法律的规定，按照证据裁判的基本原则，来进行审理，来完成死刑复核的后续过程。事实上，按照证据裁判的新理念，认定不了聂树斌的最终有罪，是因为聂树斌案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按照再审判决书的说法就是，基本事实也不清，基本证据也不牢固，主要就是凭他一个人的口供定案。那么反过来，现在要认定此起案件系王书金所为，同样也要重证据，而不能仅凭其口供。
其实，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每一次的疑罪从无均是“大考”，都须经受方方面面的质疑。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疑罪的存在是客观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因为司法终究是人的司法，受制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而案件事实千差万别，又无一例外都属于过去时。要想把案件真相还原、重现，不能仅凭想象和猜测，而需依赖证据。一旦证据缺失，或者虽有一定证据但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该何去何从？全然没有证据的情形容易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一定证据但又不够确实充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形成唯一结论的案件，此时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包括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就成了考验司法机关办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验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也成为考验社会大众法治观念、人权意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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