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每代中国人去总结去思考。60年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曲折的;它不是理想的牧歌式的进行，而是步履维艰，升沉迭起。回顾我们共和国这六十年的历程，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不少教训应该汲取。而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都为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摆脱了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宰割，开创了全新的人民民主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来，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部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中国人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其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基础极端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艰巨性是空前的和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更由于共和国的建设者们，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内，不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搞清楚，而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所能学习和借鉴的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并不是真正成功的。这就使得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能不是充满着艰难曲折，需要付出艰辛代价的历程。“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相是：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遗留和传递下来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经历的产物”——《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梅斯纳？
以史为鉴，可以兴邦。大量的文人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曲折而光荣的历史进行总结可谓是硕果累累。其中有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也有专门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总结的专著等等。有专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题的，也有把这段历史作为中国当代史来写的，也有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来写的。但是总的来看，都对这段历史作出了细致入微的记述。下面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做简要的概述。《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杨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历史学科“九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套书共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主线，在理论上，力求全面反映各个时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上，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对外关系以及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全面地反映各个时期共和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进展;既包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讳言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本书的编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共和国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主要文献及资料为依据，努力吸取史学界和理论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现代史》(第二编下)，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书系统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初50余年的历史。编者站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度，回顾建国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曲折历程和巨大成就;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设专章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靳德行，副主编秦英 君，李占才，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按照中国的通史编撰方法，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而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专著。全书线索清晰，内容丰富，理论亦较准确稳妥，是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适用教材，也是党政干部、中学教师学习的参考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主编张模超，郑志廷，费迅，李斌，重庆大学出版社。本书较全面、系统、客观、稳妥地叙述了从1949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了、巩固和发展的 46年的历史。全书共分六章，内容翔实，观点公允，同时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学的评述，以供读者研究。该书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朴实，知识性和可读性强。本书主要供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历史学专业作为必修课程及文理科有关专业作为选修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成人考试的教材或参考书，并对理论工作者、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和了解、研究中国国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自学参考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主编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建国50年来共和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辉煌成就，材料丰富、叙事清楚、论证准确;合理吸收了共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建国50年来的重大事件、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做了清楚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对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做了正确的概括和较为全面的总结。修订版增写了十四大以后到建国50周年前夕的历史，进一步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全书文笔自然流畅，清新准确，使最为丰富和全面、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1949——1982)郭彬蔚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本书的撰写，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参考了史学界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阐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并力图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混乱，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本简易轻便的关于共和国史的书。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因其在资料和理论上的某些独到之处而受到人们注意。在西方国家中，许多人誉之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我国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从书中了解西方学者掌握那些资料、运用什么观点来撰写我国现代历史，从而开阔视野，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审视我国这几十年的过去。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材料丰富，涉及面广，并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写中国现代史，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剖析、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用梅斯纳自己的话说，本书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评价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都力求“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正地衡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个历史分期，分为四卷，比较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各类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大事记和文献资料，介绍了新中国成长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国防的等方面的情况，使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大型工具书，也为研究新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有条理的历史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年)》，作者沈志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是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81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克鲁格人文奖得主。他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陈永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是：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着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很多，但大体上都是把共和国史划分为几个时间段进行记叙，虽有局部格局的调整，总体来看没有太大差别。(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第一阶段，这七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前三年主要是统一祖国大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后四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七年，中国实现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根本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和伟大进步，是成功的。(二)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轻率的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尚未觉悟到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思想，在庐山会议后期纠“左”又中断了，错误的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局面。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再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的很不彻底，但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卢三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有效的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并且将在一段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延伸到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总之，这一阶段是在犯错与纠错中前进，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没有贯彻下去，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也很不彻底，左倾思想不断在滋长，功过参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三)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三阶段。对于“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的失败。“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本来是一项合理的单必须做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可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狂热的红卫兵们，却以为“杀向社会”，用打人、抄家、焚书、改街名店号，砸寺庙，破坏文化古迹等粗暴野蛮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名言：“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楚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么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地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2年初，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理事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的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十三年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创立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一历史时期式共和国开始腾飞的历史。(五)从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十八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阐述了党的基本纲领。1998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提出本届新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任务。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抗洪救灾确保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开始实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00年我国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初步建立了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国进入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道德知道思想，把党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交接。胡锦涛考察西柏坡，强调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下发增加农民收入的2004年一号文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入新世纪党的领导能力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前进？
有人说，历史是昨天与今天的对话，“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3页)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思想，是一种理论思维。强烈而深厚的历史意识，是民族复兴的希望。鄙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浅薄的、没有出息的民族。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视自己的历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国人不可推卸的义务。然而，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序中所说的那样“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然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过渡性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料没有公开(因为有一些资料非常可能永远不会公开)，也不是因为我们所叙述的事件距离现在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总是在不断地修正的，不管其时间距离的因素多么有利。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实验远远没有结束，只有当这场实验临近完结之时(100年后?)，对于这最初几十年的一个完整的观察才有可能。”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的叙述也不是完美的和已经结束了的，共和国在向前发展，我们的历史叙述需要继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摆脱了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宰割，开创了全新的人民民主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来，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部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中国人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其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基础极端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艰巨性是空前的和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更由于共和国的建设者们，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内，不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搞清楚，而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所能学习和借鉴的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并不是真正成功的。这就使得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能不是充满着艰难曲折，需要付出艰辛代价的历程。“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相是：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遗留和传递下来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经历的产物”——《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梅斯纳？
以史为鉴，可以兴邦。大量的文人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曲折而光荣的历史进行总结可谓是硕果累累。其中有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也有专门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总结的专著等等。有专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题的，也有把这段历史作为中国当代史来写的，也有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来写的。但是总的来看，都对这段历史作出了细致入微的记述。下面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做简要的概述。《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杨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历史学科“九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套书共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主线，在理论上，力求全面反映各个时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上，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对外关系以及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全面地反映各个时期共和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进展;既包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讳言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本书的编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共和国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主要文献及资料为依据，努力吸取史学界和理论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现代史》(第二编下)，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书系统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初50余年的历史。编者站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度，回顾建国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曲折历程和巨大成就;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设专章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靳德行，副主编秦英 君，李占才，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按照中国的通史编撰方法，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而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专著。全书线索清晰，内容丰富，理论亦较准确稳妥，是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适用教材，也是党政干部、中学教师学习的参考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主编张模超，郑志廷，费迅，李斌，重庆大学出版社。本书较全面、系统、客观、稳妥地叙述了从1949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了、巩固和发展的 46年的历史。全书共分六章，内容翔实，观点公允，同时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学的评述，以供读者研究。该书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朴实，知识性和可读性强。本书主要供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历史学专业作为必修课程及文理科有关专业作为选修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成人考试的教材或参考书，并对理论工作者、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和了解、研究中国国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自学参考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主编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建国50年来共和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辉煌成就，材料丰富、叙事清楚、论证准确;合理吸收了共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建国50年来的重大事件、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做了清楚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对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做了正确的概括和较为全面的总结。修订版增写了十四大以后到建国50周年前夕的历史，进一步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全书文笔自然流畅，清新准确，使最为丰富和全面、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1949——1982)郭彬蔚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本书的撰写，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参考了史学界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阐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并力图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混乱，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本简易轻便的关于共和国史的书。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因其在资料和理论上的某些独到之处而受到人们注意。在西方国家中，许多人誉之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我国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从书中了解西方学者掌握那些资料、运用什么观点来撰写我国现代历史，从而开阔视野，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审视我国这几十年的过去。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材料丰富，涉及面广，并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写中国现代史，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剖析、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用梅斯纳自己的话说，本书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评价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都力求“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正地衡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个历史分期，分为四卷，比较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各类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大事记和文献资料，介绍了新中国成长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国防的等方面的情况，使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大型工具书，也为研究新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有条理的历史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年)》，作者沈志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是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81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克鲁格人文奖得主。他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陈永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是：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着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很多，但大体上都是把共和国史划分为几个时间段进行记叙，虽有局部格局的调整，总体来看没有太大差别。(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第一阶段，这七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前三年主要是统一祖国大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后四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七年，中国实现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根本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和伟大进步，是成功的。(二)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轻率的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尚未觉悟到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思想，在庐山会议后期纠“左”又中断了，错误的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局面。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再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的很不彻底，但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卢三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有效的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并且将在一段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延伸到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总之，这一阶段是在犯错与纠错中前进，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没有贯彻下去，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也很不彻底，左倾思想不断在滋长，功过参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三)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三阶段。对于“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的失败。“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本来是一项合理的单必须做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可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狂热的红卫兵们，却以为“杀向社会”，用打人、抄家、焚书、改街名店号，砸寺庙，破坏文化古迹等粗暴野蛮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名言：“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楚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么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地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2年初，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理事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的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十三年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创立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一历史时期式共和国开始腾飞的历史。(五)从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十八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阐述了党的基本纲领。1998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提出本届新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任务。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抗洪救灾确保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开始实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00年我国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初步建立了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国进入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道德知道思想，把党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交接。胡锦涛考察西柏坡，强调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下发增加农民收入的2004年一号文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入新世纪党的领导能力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前进？
有人说，历史是昨天与今天的对话，“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3页)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思想，是一种理论思维。强烈而深厚的历史意识，是民族复兴的希望。鄙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浅薄的、没有出息的民族。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视自己的历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国人不可推卸的义务。然而，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序中所说的那样“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然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过渡性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料没有公开(因为有一些资料非常可能永远不会公开)，也不是因为我们所叙述的事件距离现在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总是在不断地修正的，不管其时间距离的因素多么有利。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实验远远没有结束，只有当这场实验临近完结之时(100年后?)，对于这最初几十年的一个完整的观察才有可能。”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的叙述也不是完美的和已经结束了的，共和国在向前发展，我们的历史叙述需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