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的小故事：红军山炮连的来历。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党史的小故事：朱德回乡的“约法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在仪陇县马鞍中学时，正值学生吃晚饭，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
现场看到的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接着，他又对仪陇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
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有人见他吃红薯不剥皮，说连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着说：“我消化得了!过去一直是带皮吃的，丢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仪陇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餐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
朱德见的同志低着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好受，就变得和蔼起来，声音也放低了：“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的同志见朱德批评严厉，说得中肯，只得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党史的小故事：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党史的小故事：朱德回乡的“约法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在仪陇县马鞍中学时，正值学生吃晚饭，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
现场看到的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接着，他又对仪陇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
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有人见他吃红薯不剥皮，说连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着说：“我消化得了!过去一直是带皮吃的，丢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仪陇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餐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
朱德见的同志低着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好受，就变得和蔼起来，声音也放低了：“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的同志见朱德批评严厉，说得中肯，只得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党史的小故事：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